漕运是王朝兴衰的命脉。
据《辞海》释：漕运者，水道运粮也。水是人类的起源，漕运是王朝兴衰的命脉。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开凿运河，以通漕运。可以说，水治好，漕运通，国富强。反之，则国衰败。春秋战国时，吴王夫差开凿了邗沟，争雄称霸一时。战国后期，秦国异军突起，消灭山东六国，一统天下。秦统一的时间虽十分短暂，但其出于战争运军饷的需要，所凿的河渠，却在中国水运、漕运史上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西汉时大规模开挖运河，漕运畅通，因此，国力强盛。而东汉不注重开挖运河，甚至连前人开挖的运河也被淤塞，漕运不畅，国力就不强。三国时期，曹操既是魏晋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更是位善于将开挖运河以通漕运、用于战争运输的杰出军事家和指挥家，他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在黄河以北地区大规模开挖运河以通漕运的人。
隋炀帝为巩固其全国统治地位，大力开挖运河，发展江淮漕运，增强国力。隋文帝开皇4年(584年)到隋炀帝六年(610年)20余年间，充分利用过去开凿的运河和天然河湖，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了江南运河，终于凿成和疏通了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河北涿郡，南达浙江余杭，长1782公里，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酌京杭天运河漕运。促使隋统一中国，并为唐宋昌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正如人们所说，隋朝开河，唐宋漕运受益。唐高祖李渊，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把疏通运河、以通漕运当成洽邦兴国的基本国策，促使关中成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盛极一时。随着时间的流逝，唐王朝后期，统治者疏忽了对运河疏通治理，漕运不太畅通，因而国力随之衰弱。宋王朝统治者很重视对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以及江淮运河、河北运河、江南运河等主要河道的治理，把江浙、两淮、荆湖等南方地区与河北、东京、京西以及京畿一带等北方地区连接起来，漕运畅通，国力大大增强。南宋金人入侵，战乱不止，偏安杭州半壁，仍不忘疏通运河以供漕运。
金元明清四朝建都北京，更进一步开凿运河沟通河北、山东运河河道以南接江淮各地。尤其是忽必烈，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遂使大运河直贯南北，把南北各大经济区直接连接起来，成为中国运河变迁史上自隋以后又一次重大转变，奠定南北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规模，促使明清成为漕运的最盛时期。
综观历史，南北大运河的漕运畅通与否，对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局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运河的开凿，漕运畅通，无不是围绕着巩固和强化皇朝统治而展开的。每一代皇朝统治者都想借运河漕运畅通，总揽大局，驾驭全国。特别是元朝实现全国统一后，直至明清，再没出现大的分裂。
有关总督漕运部院史料
历史上曾主管全国漕运的惟一机构——总督漕运部院，位于楚州城区中心，占地约三万平方米，与楚州标志性建筑镇淮楼、淮安府衙大堂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兴衰的历史见证，更是华夏文明的一大奇迹。
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百姓大量南逃，因而促进了江淮、江南等地的经济迅猛发展，江南财富在历代财政收入中占有极大的份额。到了明初，虽海陆兼运，但大量财富都是通过大运河南北运输的。
淮安楚州是南北水运枢纽，东西交通的桥梁。据《重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船，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船不经此地，亦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属咽喉要地也。”当时，千万艘粮船衔尾而至淮安楚州由末口入淮北上。粮船卸载之后，再从河下装满盐运往南方各地。这样既解决北方粮米缺乏之苦，又大大缓解南方粮食年年丰收，食用不完，米价很低，百姓苦于“米赢而钱绌”的既南粮北调、北盐南运都要途经淮安楚州，使淮安楚州成为漕运、盐运集散地，客观上形成了在漕运史上的特殊地位。
自隋起，朝廷在淮安楚州设漕运专署，宋设江淮转运使，东南六路之粟皆由淮入汴而至京师，明清在这里设总督漕运部院衙门，以督查、催促漕运事宜，主管南粮北调、北盐南运等筹运工作。
淮安特殊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淮安的繁荣，特别是商业十分发达。漕运总督机关设在这里，驻有大批理漕官吏、卫漕兵丁。漕船到达这里后，需接受漕台衙门的盘查，千万艘粮船的船工水手、漕运官兵在此停留，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此进行货物交易，旅客也在此盘桓，更加之在这里设常盈仓两处、常平仓两处、预备仓三处、庄仓五处……更大大提高了淮安的商品需求量，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当时这里城内外店肆酒楼鳞次栉比，“市不以夜息”，十分繁盛。正如邱浚诗曰：“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
总督漕运部院衙门是朝廷的派出机构，总督都由勋爵大臣担任，明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于淮安，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明陈王宣、李肱、李三才、史可法；清施世纶、琦善、穆彰阿、思铭、杨殿邦等人都先后在这里任过漕运总督之职，漕运总督权力显赫，不但管理漕运，而且还兼巡抚，因此也称漕抚。部院机构庞大，文官武将及各种官兵达270多人；下辖储仓、造船厂、卫漕兵厂等，共约20000多人。 部院衙门始建于宋乾道六年(1170年)，由录事陈敏兴修，元为淮安路总管府，元三十年(1293年) 阿思重修，明洪武元年(1368年)淮安知府范中政建淮安府署，洪武三年(1370年)知府姚斌改为淮安卫指挥使司，成化五年(1469年)通判薛淮重修，嘉靖十六年(1537年)督御史周金在城隍庙东新建督察院，隆庆五年(1571年)知府陈文烛将此重修，万历七年(1579年)都御史云翼将淮安迁往城隍庙东，移总督漕运部院于此。
当时，建筑规模宏伟，有房213间，牌坊3座，中曰“重臣经理”，东西分别曰：“总共上国”、“专制中原”。中轴线上分设大门、二门、大堂、二堂、大观堂、淮河节楼。东侧有官厅，书吏办公处、东林书屋、正值堂、水土祠及一览亭等。西侧有官厅、百录堂、师竹斋、来鹤轩等。大门前有照壁，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牌坊。以上建筑，皆毁于上世纪40年代。房基、础石仍存。更值得一提的是衙门前有一对纤尘不染全国罕见的白矾石的石狮。据说是元代波斯(今伊朗)进贡的两对艺术价值极高的石狮，一对运送京都，一对被国舅留在淮安。可惜这对石狮在“文革”中被当成“四旧”砸成碎片。
漕运是何时终止的
决定朝廷财政命脉的漕运，开始于春秋，发展于秦汉，昌盛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它与时光老人携手红红火火、风风光光地走过了2300多年，来到了大清朝。
清沿袭明后期漕政多弊未改，直至乾隆中末期，政治腐败，导致漕政迅速败落。加之道光年间，运河淤塞，漕政弊坏。一是漕弊积重难返。首先，漕粮征收时州县官吏勾结豪绅勒取无度，花样百出，名目繁多，损公肥私，严令不止。据《上海县续志》记载：清道光八年(1828年)，折色严重，每石折银四五两不等，按时价计算，三石之米完一石之漕。“每办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之巨资。”害得贫民百姓苦不堪言。其次，漕粮押运途中陋规重重，“水次陋规”，收刮太多，船未离次，已费五六十金；“过淮陋规”，主要有“积歇、摊派、投文过堂”等诸费。往往一过淮，每帮漕费五六百金至千金；“抵通陋规”，色名更繁，一粟必费十余金；“过坝陋规”，每船必花十金；“交仓陋规”，每船又花数十金。以上种种陋规弊病，使“民生日蹙，国计益贫”。民众苦不堪受，以至闹漕、哄漕、抗漕，加剧了清朝经济危机。二是河政迅速败坏。首先沿河陷入恶性循环，道光初年，漕运处于瘫痪状态。其次，河员玩忽职守，贪污成风，清朝政府不得不改办海运；再次雇商海运漕粮，遭漕运派反对暂停，仍用运河漕运，后又用海运，因运道千疮百孔，运粮不过十几万石、二十万石，最多一百八十余万石，漕路日趋衰败，最后全线断航。
清光绪年间，据《光绪政要》载：如停漕将竣河工费、办漕经费、办漕官俸等项节省，“国家岁省数万开销，反多数百万盈羡”。薛福成云，停止漕运各项节省合计为银1000万两以上。那时，铁路建成火车运载，航线开通，飞机通航运输。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于庚子赔款及巨大军俸饷等开支，不得不于该年正式颁布停漕改折的命令：“著自本年开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双征折色，责成各督、抚等认真清厘，节省局费、运费等项。悉数归公，以期汇成巨款。”清实际从江浙岁运漕粮一百万石至天津，然后，改由铁路火车运到京仓，以维持其封建统治。
漕运既停，因征运漕粮而设置的衙门、卫所等机构也逐渐革除。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裁撤漕运总督及各省粮道等官。当时，漕运已停，海运一直拖到辛亥革命爆发，才伴随着清王朝的复亡而告终。
总督漕运部院是逐渐被拆毁的
总督漕运部院究竟是怎么被毁坏的呢？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三十年代被日本飞机炸毁的，也有人说是被逐渐拆毁的。
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淮城是1938年5月23日（农历四月二十四日），上午10时左右，三架敌机窜到淮城上空，低飞盘旋寻找轰炸目标，它突然向繁闹的南门俯冲下去，发出震耳欲聋的怪声，随即投下一枚重磅炸弹，炸毁了雄伟壮观的“迎熏”城门楼，城门里二三百人皆无伤亡。另一枚炸弹，丢在玉器巷悦来客栈及酱园店处，死伤左六人、毁房三四间。第二次轰炸是1938年5月24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上午9时许，防空警报刚响，12架敌机低空盘旋淮城上空，从东南角向城里俯冲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投入重磅炸弹，从镇淮楼到南门内外，到处是弹坑，躲在体育场防空洞里100多人被泥土压闷而死，这次轰炸计死伤三四百人，同时敌机还用重机枪将漕运大门前西石鼓及东石狮西爪打穿。第三次轰炸是6月15日(农历五月十八日)，下午5时许，6架敌机从东北低空飞临淮城上空，这次主要轰炸城东南金画寺巷、锅铁巷、缪家巷、百姓巷、太平街(绿爱亭小沧洲茶馆)、三角桥等，顿时硝烟弥漫——炸死炸伤五六十人。这三次日机对准城轰炸，根本未炸到漕运大堂二堂。也就是说，人们说总督漕运部院是三十年代被日本飞机炸毁的是不成立的。那么，人们还说是逐渐被拆毁的，又有什么根据呢?笔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当时住在院门口(即漕运 部院门口)或在院门口做生意现已八九十岁的当事人。
现82岁酌何绍雄和已68岁的戴奇两伍老人回忆说：漕运大堂二堂是解放后(指1949年)，被我们自己拆除的。但绝大多数人却认为是1945年10月淮城解放时被拆除的：油漆过漕运大堂牌子的现83岁的老人陈文怀回忆说：总督漕运部院大堂是1942年或1943年冬被伪县长沙贵章、维持会长刘宝善叫人拆除运走了，砖瓦在漕运部院东西两边各盖10间简易房子作菜肉市场，木料运去造炮台了。家住金画巷的现87岁的王孝和老先生回忆说，他亲眼目睹总督漕运部院大堂27路房梁，是1944年秋天被二黄吴独膀(吴漱泉)及伪县长沙贵章手下卖给乡下人拆除运走了。现67岁的屠兆福、现83岁的汪树荣、现79岁的李寿松、现71岁的陶茂春、许镇南等老人皆回忆说，是1945年9月至10月间淮城第一次解放时拆除的，材料用于扩建体育场及运到盐城去了。当年在总督漕运部院、新四军华中司令部及华中局当瓦工头子、现年88岁的黄世君老人回忆说，总督漕运部院大堂二堂后边的大观楼早在1928年前后被上坂小学邵校长拆了，二堂在大堂前损坏了，但还能住人。1945年深秋新四军打过来，打仗需要手榴弹用，便拆除了大堂及有关庙宇，木材皆运到盐城军部造手榴弹柄子了，为打败国民党立了新功。其余房子据1998年2月版《淮安市志》731页记载：淮安体育场始建于民国初期，场址在原总督漕运部院东侧后花园内，占地1万平方米……民国十二年（923年）建百米跑道、半个球场、一个篮球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为纪念新四军军长叶挺，由新四军军部和淮安抗日民主政府拨款扩建了体育场，拆除了总督漕运部院的部分房屋，新建了300米圆形跑道和司令台，扩建了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室、办公室。体育场更名为“叶挺体育场”。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淮安体育场。
综上所述，总督漕运部院的毁灭，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逐渐被拆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