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研究项目研究组 (TF10)千年研究项目是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Kofi Annan) 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 UNDP）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 (Mark Malloch Brown) 发起的支持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DevelopmentGoals; MDGs)[1]的一项措施，目的是推荐实现 MDGs 的最好战略。该项目通过调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学者网络，通过与联合国系统内专家的协作，开辟新的研究，提出新想法。在三年的期限（2002.6-2005.6）内，千年项目将致力于设计一套可以使所有发展中国家满足 MDGs 、并在2015年前大幅度改进人类条件的计划措施。这个计划是雄心勃勃的，同时是也必要的和可以实现的。
千年项目研究集中在查明各国实现 MDGs 的优先事项、实施的组织手段和必要的筹集资金的组织等方面的内容。该项目以主题导向为主设立了10个研究组（Task Force 10，简称TF10），开展主要的研究工作。这10个研究组是：（1）贫穷和经济发展研究组；（2）饥饿研究组；（3）教育和性别平等研究组；（4）儿童和产妇健康研究组；（5）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结核以及得到基本药物研究组；（6）环境的可持续性研究组；（7）水和卫生设施研究组；（8）改进贫民区居民生活研究组；（9）以开发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研究组；（10）科学技术和创新研究组。每个研究组由来自学术界、公共和私有部门、民间团体以及联合国各机构的代表组成，大部分代表来自联合国机构之外。每个研究组由15-20名成员组成，他们都是本领域的全球带头人，是根据他们的技术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挑选的。
千年项目由秘书长 MDGs 问题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的领导，项目本身有两个主要的顾问组：一个是联合国专家组（UN Expert Group），由联合国各机构资深的代表组成，其作用是确保千年项目的10个研究组能够得到和充分利用 UN 系统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另一个是国际顾问团（International Advisory Panel），聚集全球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为千年计划提供独立的咨询。作为联合国的顾问团，千年项目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和 UNDP 署长报告结果。
自2002年下半年，各研究组开始开展研究工作，到2003年上半年相继完成了各个主题的背景报告以及其他相关的一些研究。千年项目的研究工作对2003年7月8日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千年发展目标——根除人类贫困的国家间协约》做出了贡献。按计划，千年项目将于2004年中期向联合国秘书长和 UNDP 署长提交中期报告，2005年6月30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最终的建议。
为了使公共积极参与千年发展目标的讨论，千年项目定期在网上公布研究结果。
科学技术和创新研究组（TF10）的工作科学技术和创新 (Science,Technology andInnovation; STI) 组是千年项目的第10个研究组（简称TF10），专门设立TF10的目的是为其他9个以主题为基础的研究组提供全面的支持。因为科学技术和创新是实现每一个MDG的支柱，很难设想讨论健康与环境问题离开了STI政策会有什么收益；同样，精心设计的STI政策，会给教育、性别平等（常常与教育或健康关心有关）或提高生活条件带来巨大收益。实现MDGs需要创造可以促进科学技术应用于每一个目标的政策和制度。
TF10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增强科学技术，并用于帮助所有的国家实现MDGs。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发展的行动框架对于实现大多数MDGs是必需的。其任务是提出科学技术如何帮助实现每一个 MDG的战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战略不是代替其他的途径，而是用于与科学技术高度相关的地方，与其他方法形成互补。例如，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解决贫困和饥饿问题。
TF10由来自美国、英国、中国、苏格兰、澳大利亚、乌拉圭等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署、联合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和世界工程组织联盟的18名专家组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胡启恒研究员应邀成为TF10的正式成员。本文作者作为项目外部的国内咨询专家，参加了TF10部分工作的非正式交流与讨论。
在大半年的工作中，TF10开展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完成了背景报告；（2）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物伦理学联合中心合作，开展关于利用基因信息学和生物技术为MDGs服务的研究；（3）与UNDP的信息通讯技术（ICT）研究组深入讨论ICT在促进实现MDGs中的作用。其中，TF10的背景报告《科学、技术和创新：实施MDGs的挑战和机会》，初步提出了利用科学技术创新来实现MDGs的全球行动框架，在此具体介绍一下这篇报告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TF10的背景报告整个背景报告分为四个部分：（1）发展的挑战；（2）发展的趋势；（3）科学技术创新；（4）全球行动的框架。
报告在第一部分首先指明了STI与MDGs联系的现今环境。报告开头指出，20世纪下半叶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 制度设计和社会文化因素促进了本国技术能力的提高，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除了采取一些诸如投资科学技术和促进教育等熟知的成功做法外，有的国家或地区还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如韩国采取了一些进口保护措施来增强本国的工业技术实力，印度的化学和制药工业实力壮大的部分原因是采取了专利策略。但是，现在全球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过去的时期相比，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是：（1）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球生产的网络；（2）地缘政治发生了变化，一些国家更容易得到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相当大的发展援助；（3）知识产权制度发生了变化；（4） 新的革命性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发展正给社会的各行各业带来新的压力和机会。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将面临着其先行者没有的限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时代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应该从以往争论不休的“好的治理/坏的治理”（Good Governance/Poor Governance）中跳出来，放宽视野。好的治理以及好的政府对于发展是必需的，但是，今天发展中国家要应对挑战，仅仅靠好的治理以及好的政府是不够的，必须还要依靠创新。创新政策——包括科学技术议题以及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领域系统的学习的制度化（systematic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earning)——是经济发展或重建计划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要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1）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于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其科学技术基础的巩固支撑作用是无可替代的；（2）科学技术可以提高政府的效率；（3）科学技术政策（如果很好地构建），能直接解决农业、社会服务、水和卫生设施等基础设施中紧迫的需求；（4）科学技术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杠杆，有助于促进国家的国际合作和抓住新的市场机会。
接着，报告评论了主要的发展趋势，论述技术进步是经济生产力的源泉。首先明显的趋势是区域间存在着差异。在MDGs内，存在着一些紧迫的区域问题，如在许多非洲和南亚国家，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十分流行。而在大多数热带地区，疟疾仍然是严重威胁着人的高死亡率的疾病，而这些地区又是十分贫穷、卫生设施十分差的地区。解决这样一些区域难题，需要新的合作形式。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困难在于一些难题是缠绕在一起的（例如一些非洲国家艾滋病是和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机会联在一起的），生存与发展并举，多个目标并存——政策改革和制度创建存在着相互关联性。必须对内生能力有意识地进行投资， 大力促进私有企业的发展以及相应的金融、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投资人的健康和健康的基础设施。针对多年来对技术转移的一些错误认识，报告指出，技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是一个知识体系，实际物质形态的技术和仪器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技术深深依赖于学习模式、对新技术的适应和教育系统。因此，技术转移不是无成本的，技术转移集中在高新尖端是错误的。而对于市场力量流行于全球的趋势，报告提醒人们，市场机制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有效的机制，但是市场有着内在的失效之处，例如对于公共物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单靠市场机制不能解决所有的发展问题，最简单有力的例子是疟疾疫苗市场的极端不发达，因为需求疫苗的大都是穷人，不可能很快吸引时刻瞄准着高额利润的公司来投资。解决发展国家的发展问题需要考虑非市场的制度安排和模式。
在第三部分——科学技术和创新中，报告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经济的转变是与包括技术进步和相应的制度创新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报告立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经济史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方工业化世界的兴起来源于各个层面的创新：制度、技术、贸易，组织和自然资源的利用等。正是在创新的过程中，适合创新的制度得到加强。同样，在晚近的东亚成功的故事中，经济腾飞促进了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化发展，例如韩国的情况。近年来关于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为深入认识创新提供了一个框架。创新在国家或区域层面上表现为一个系统行为。含义之一是，不同行为者（政府、私人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明确定位。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难题是私人部门能力薄弱，而大学则负担太重，既要履行教育和知识获取的一般使命，又要为地方服务，甚至只是为政府或私人部门的服务功能做开路先锋，或从事应用研究；含义之二是，不同行为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亚成功的经验表明，创新过程的制度、技术和组织因素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同行为者以及不同组织之间存在着有效的互动。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转变政府的行为和增强企业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政府应该作为学习的促进者：（1）科学技术政策不仅是在供给方面的政策，而且应该包含需求政策，因此，科技政策和工业政策等就有着交叉部分。创新过程的每一阶段必须包含各种供给和需求因素的结合。这样，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就成为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政策的核心，并创造市场和非市场机构之间清晰的联系；（2）政府在创造知识的流动上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即促进国外技术的转移、扩散与国内研发之间知识流的整合。政府作为学习促进者的实质是，政府在它的所有政策中的作用必须是通过加强其他学习机构（学校、大学、政府研究组织、公司）的学习能力来提高学习。第二，企业是学习的中心场所，这是因为企业是技术进步（及相关联的技巧和态度）的源泉、用户和扩散者；（2）企业是正式R&D活动的驱动者；（3）企业的技术模仿不是直线的复制，也包含着“创新”；（4）企业发展带动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变化，特别是金融和法律。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是技术汇聚，重要的突破和进展常常出现在学科交叉和整体的研究途径上。因此，应该积极促进跨组织、跨边界的信息交流和流动，促进跨部门之间的相互学习。
基于以上分析，报告提出了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实现MDGs的全球行动框架，包括五个部分：（1）改善政策环境；（2）建造人的能力；（3）促进企业活动；（4）投资研究与发展；（5）向前看（looking ahead）。
改善政策环境是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实现MDGs的全球行动框架的首要措施。这是因为，政府在创造适合应用科学技术于发展的环境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具体地说，政府的科技政策对于经济转变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来说，需要政策调整的一个关键领域是政府接受相关科学技术议题咨询的方式。科学技术咨询需要能通向并抵达决策者。 首要的、必需的一步是提供为咨询服务的制度框架，并承诺支持这样的框架。最成功的科学咨询制度体系是高层领导人（总统或总理）的科学顾问办公室以及国家科学和工程院。报告指出，国家科学和工程院是最成功的科学咨询机制，如历史上著名的英国皇家学院，当今的中国科学院和马来西亚科学院等。
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基。建造人的能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包括为了经济发展提高国家人力的整体素质。东亚成功的经验表明，普及基础教育是基本而有效的措施。相比之下，落后的拉美国家和南亚国家只有15%-30%入学率。取得高度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都对教育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如突尼斯把30%的预算用在了教育上。虽然MDGs努力在于普及初级教育，但是在第二级（中学）和第三级（大学）教育水平上的科学教育对于创新社会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在高水平的教育上重视科学教育。
促进企业活动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对于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这包括充分利用从税收规则和市场工具到消费政策的各种激励措施，尤其要注重对中小企业扶持和帮助。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已变得实用、多变的FDI中获取技术。促进企业活动还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工业扩展服务 、政府购买和资本市场等相关方面的因素。报告指出，目前WTO的议程由贸易体系占据着，对于发展的考虑是零碎的。与国际规则接轨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而WTO尽管已有意向把贸易与发展问题结合考虑，但将会很困难。
投资研究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本国的科学技术能力。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普遍存在的难题是：（1） 导向问题: 以国际前沿发展为导向，可以获得在国际出版物上发表论文的收获，但是，可能会与国内发展问题相脱节。但是，若是集中在本国的发展问题，又可能会有脱离国际主流科学期刊和学术界的风险；（2） (企业)需求不明确，:缺乏对价值增值和更复杂的技术活动的需求；（3) 研究所和实验室与企业隔绝。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一条重要的发展途径是促进产学研各种形式的结合。成功的例子有澳大利亚合作中心(CRCs) ，中国的Spin-off（联想,长城）。对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投资不足问题，报告提出应该积极开辟国际合作渠道。
最后，要向前看。一是要聚焦，通过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Foresight方法确定国家未来一个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先领域；二要放宽视野，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在更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吸取公众参与决策。
TF10工作对中国科技政策研究的启示千年项目是一项动员全球知识资源开展的网络式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下，利用科学技术带来的机会、迎接科学技术带来的挑战，迫切需要世界各国的充分交流与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对于解决发展教育、消除贫困、预防疾病等世界性发展难题上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解决新的、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如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生物伦理、知识产权和水资源利用等），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大舞台中，中国科学界和科技政策界应该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不仅要积极了解和响应国际科学界的思想与声音，而且要积极向世界其他国家介绍中国的成功经验，宣传中国的发展思路，为中国在推动世界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参加TF10研究工作，为中国科技政策界与国际科技政策界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通过这一渠道，我们不仅可以向国际科技政策界和学术界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为研究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提供更广阔的思路。同时，这又是一个学习过程，在这个积极参与过程中，我们可以不断积累经验，认识到我们的优势和不足，为更好地利用这样的渠道，促进国际交流提供借鉴。
中国参加TF10的工作，也促进了国内科技政策界的交流。在胡启恒院士的领导下，围绕着科学技术创新与发展问题，国内初步了形成TF10的外部专家网络，包括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国家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协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并对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同时，TF10的工作通过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所“科技社会学和科技政策”沙龙这样的讲坛介绍给高校师生，引起一些师生的浓厚兴趣。TF10的工作，开阔了中国科技政策研究的视野，为我们反思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时也为我们与国际科技政策界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参与讨论的专家和学者普遍认为，需要在改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提高国际交流的质量，促进国内的研究工作：
1.积极开辟与国际科技政策界的交流渠道。目前制约我们工作的因素之一是交流渠道不畅。其中最主要的是大量的国内相关研究工作大都是以中文发表的，且散见各处，不用说外国专家很难获取中国研究工作的全面信息，我们也不易把最好的研究收集起来与国际交流。因此，应该开辟多种途径，积极与国家交流，比如通过建立网站、出版英文专刊、研讨会议文集等形式汇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2. 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与国际科技政策关注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影响到交流的质量。例如，国家科技政策界普遍注重对科技政策的决策与咨询的研究，而中国学者对此研究甚少。像科技咨询问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协等实际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研究者对此的相应研究工作很少，这就影响到国际上对中国的了解。而有的国家，实际上并没有做很多工作，但是因为有相关的研究文章，因此，很快会引起国际学者的注意并引用。
3.加强重点的研究工作。只有依靠扎实、有深度的研究工作，才能在国际交流中提出重要的议题和思想。例如，与TF10合作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遗传信息学和生物技术方面研究，是以该校生物伦理学联合中心应用伦理学和生物技术组的一项研究工作为基础，这项研究是在2002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基因信息学与世界健康》（Genomics and World Health）的促动下开展的一项研究。该项研究采用Foresight方法提出了对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健康水平有益的10项生物技术。以这项工作为基础，该研究组的工作进一步与TF10的框架整合起来，为TF10的工作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与国际上相比，中国科技政策研究缺乏有深度、有影响的工作，因此对中国在TF10提出和阐述新的议题缺乏强有力的支持。这方面的工作急需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