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故居简介
位于八关山麓福山路3号。1931年至1933年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中国文学系执教期间在此居住。1932年巴金来青岛时亦住沈从文寓所。沈从文在此先后创作了《从文自传》、《记丁玲》、《月下小景》、《八骏图》等名著名，《边城》也是在这期间酝酿而成的。沈从文故居斜对面曾是著名作家吴伯箫的故居，后因城市建设被拆除。
世人知道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的祖父沈宏富（曾任清朝贵州提督）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
沈从文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2006年05月25日，湖南省凤凰县的沈从文故居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故居始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系木结构四合院建筑，占地600平方米，分为前后两栋共有房屋10间，沈先生902年12月28日诞生在这里，并在此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988年沈老病逝于北京，骨灰葬于凤凰县听涛山下，同年故居大修并向游人开放，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我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
沈从文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景点特色
沈从文故居是凤凰古城旅游景区中人文景观的最耀眼点，她因大文豪沈从文而闻名于世。近年来，一直受中外游客和知名人士的青睐和仰慕，参观沈从文故居的四方游客逐年增多。
这是一栋已有百余年历史的清朝晚期建筑，分为前后两进，中间一个小天井，左右配以古色古香的厢房，给人一种精巧秀丽的感觉。那飞檐矗立的屋架和灰色牢实的墙体结结实实的融为一体，显得如此协调，那苍老陈旧的板壁和剥蚀脱落的门窗，显示房屋的陈旧与古老。据传，当年沈从文的祖父辞官回归故里，在中营街的中段买下了这块地皮，修建了这座四合院式的楼房。从沈从文的祖父到沈从文这一代，前后经历了三代，风雨沧桑几十年，也曾显赫一时。时过境迁，昔日的辉煌与荣耀，已成过眼烟云。如今已是人去楼空。思慕故人，不禁令人凄然泪下。但可喜的是，这原属故主的古老楼房，建成了沈从来生平事迹的展览室。每天到沈从文故居游览观光的人络绎不绝，游人如织，无形中给人一种莫大的鼓舞和欣慰。
故居陈列室里，一张张清晰珍贵的图片，记录了沈从文步入尘世后所走过的艰难历程，那一行行流畅深沉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了作家成长的过程。檀木方桌，藤编靠椅、古老的木质结构架子床，都是沈老当年使用过的实物。目睹这些实物，眼前似乎出现了沈老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在聆听沈老的教诲：“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文若其人，这位伟大的文学巨匠，不仅用心血给人们奉献了９００余万字宝贵文化遗产，而且他的憨厚纯正，昭示自我，一生勤奋劳作，孜孜不倦追求的高尚品德和情操，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楷模。
正屋之外，暖暖的春阳洒满了四合院的天井坪坝。故居购物室里，时常有许多年轻人拥挤在购书柜台前，争先恐后地购买沈从文的精品著作。从他们年轻稚嫩的脸上，洋溢着渴求知识的欲望，让人们看到了充满希望的新一代。沈从文一本本闪耀着知识光辉和魅力的精品力作，吸引了多少年轻火热的心，他们一批批从远方而来，来了又去，把从故居获取的文化种子，撒播在每个人的心田，开花结果，打造和构架中华民族二十一世纪光辉美好的文化春天。
沈从文故居这座坚固牢实、历经沧桑风雨的百年老屋，是一座蕴含深厚永远掘取不尽的文化知识殿堂；她是沈从文用心血凝结的永不坍塌的文化丰碑；她是古城凤凰一抹永不褪色的风景。[1]
沈从文其人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北京故居
——东堂子胡同51号
东堂子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六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胡同南侧与协和胡同相通。
明代，称“堂子胡同”（旧时苏沪方言称妓院为“堂子”）；清代，因与“金鱼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遂将此“堂子胡同”改称“东堂子胡同”，彼“堂子胡同”改称“西堂子胡同”；“文革”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二条”，后复称“东堂子胡同”。
胡同内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现为公安部接待站和宿舍。《天咫偶闻》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东堂子胡同，故大学士赛尚阿第也。”院内原有一联：有水有山有竹，宜风宜雨宜晴。赛尚阿，字鹤汀，正蓝旗，阿鲁特氏，是当代国学大师启功的外高祖父。赛尚阿在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中举人，曾任内阁学士、理藩院尚书，又被授予过头等侍卫，最后官至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咸丰元年（1851年），因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连连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没。咸丰四年赛尚阿的宅第被改为铁钱局公社；咸丰十一年，铁钱局公社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顺天府志》载：“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拟将大门酌加修改，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修。”
东堂子胡同51号，旧时的门牌是东堂子胡同21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西邻。该院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宿舍，购于1952年，原为二进四合院，有起脊瓦房26间，建筑面积为459平方米，院内空地面积为350平方米；现已将房屋全部拆除，成为施工现场。
著名文学家、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在这个院子里住了近三十年。1953年沈从文入住之时，分配的住房是里院靠东头的北房三间：“文革”初期，沈从文被斗，家被抄，住房也被挤占了两间，全家人挤在一间房内；1972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分得小羊宜宾胡同3号东厢房两间，夫妻二人分居两处，相隔大约一公里，年已古稀的沈从文只好以“东家食而西家宿”的方式两头奔走，在小羊宜宾胡同3号就餐，在东堂子胡同51号继续进行“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研究；1980年，沈从文从东堂子胡同51号搬出，搬到了前门东大街3号的一套小三居室楼房内。
沈从文（1902-1988），文学家、文物研究专家，名岳焕、字从文，湖南凤凰人，苗族。
沈从文幼年时，他的滕姓干爹为他起的乳名叫“茂林”；在湘西土著部队当兵时，军法长萧官麟根据“岳焕”二字，引《论语》中“焕乎其有文章”，又为其取表字“崇文”；后沈从文自改“崇文”为“从文”，取弃武从文之意。沈从文著作颇丰，有《沈从文文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等著作行世，创作中影响大的是乡土小说，代表作有《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西散记》，语言清丽隽永，风格自然淡远，富有人情美和风俗美。沈从文用过的笔名也有好几十个，如：休芸芸、则迷、小兵、凤哥、茹、红黑旧人、上官碧等。鲁迅先生称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晚年的沈从文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沈从文生于军人世家，其父沈宗嗣曾是天津大沽提督罗荣光的裨将，其本人高小毕业后便辍学参加了当地的一支部队。按照现在流行的“前学历”和“后学历”的说法，沈从文最高的“前学历”只是“高小毕业”。所以，沈从文一直保持一种质朴、一种粗犷。季羡林先生说：“一次和沈从文吃饭时，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弄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
1923年，二十一岁的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他说：“便开始进到一个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也学不尽的人生了。”来到北京后，沈从文很快陷入困境。既上不了大学，自己的习作也无处发表，而且家乡的资助也中断了。1924年11月初，穷困潦倒中的沈从文给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当时的郁达夫也正在苦闷之中，甚至有些消沉。因为在文坛颇有名气的他，却只能在大学教会计学；生性不甘寂寞的他，却要忍受一份没有爱情的婚姻。郁达夫接到沈从文的信，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比自己更惨的人。于是，他冒雪去看望这位陌生的年轻人。
富可以诱惑人，穷可以激励人。当郁达夫见到在寒冷的冬季身着单衣在煤棚中仍然做着“文学梦”的沈从文，赶快解下羊毛围脖给沈从文围上，又请沈从文到西单牌楼附近的“四如春”饭馆吃饭，把剩余的三块多钱也都送给了沈从文。之后，郁达夫在报纸上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沈从文鸣不平，还把沈从文介绍给《晨报副刊》的主编。一个月后，《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第一篇文章，沈从文从此步入文坛，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只几年工夫，沈从文便享誉文坛。
郁达夫在帮助沈从文的同时，自己也重新振作精神，既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又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谁成全了谁》的作者苗恒评论：“没有郁达夫，沈从文可能会客死他乡；少了沈从文，郁达夫可能会沉沦一生。其实他们是在互相成全着彼此。”正可谓：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沈从文走的是一条自学成才之路，靠的是天赋与勤奋，而使其天赋与勤奋尽情发挥的是他与张兆和忠贞不渝的爱情。五十五年相濡以沫，张兆和搀扶着沈从文跨过一道又一道沟沟坎坎。
比如：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因精神崩溃而自杀，经医院抢救脱险。起因是1948年3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刊出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该刊同人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荃麟执笔）以及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等三篇文章，对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进行了猛烈批判，说他们“为艺术而艺术”，“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凶文艺”。之后，北大学生也贴出了声讨沈从文的大字报，并转抄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沈从文感到：“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然而，沈从文在张兆和的悉心照料下既没有“毁”，也没有“疯”，顺利完成了文学家到文物专家的转型。沈从文从沙滩附近的中老胡同32号北大宿舍搬到交道口大头条11号，而且喜欢吃北新桥的“烤白薯”，岂不是有点因祸得福的味道。
再比如：沈从文在“文革”中自是在劫难逃，但他仍然进行着他的学术研究，就是他一个人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之时，还写出了“尺璧非吾宝，寸阴宜所争”的诗句。因为，家庭是他平静的港湾，妻子是他忠诚的知己。他能够毫无顾忌地将心中的委屈和不平向张兆和倾诉：“这次运动……又为了工作，处处爱护范某，到时却被他陷害。写了十二大张纸二百几十条无中生有罪状（当时都能致人死命），无一成立……大知，小知，为人阴险竟一至于此，真是不易令人相信！”
“文革”是史无前例的，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何止千万，可又有多少人能够像沈从文一样有一个可以毫无顾忌的倾诉的对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