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修辞学上有一种叫做“讳饰”的修辞格，主要是指用别的话来回避掩盖或装饰美化。如一般不直接说人“死了”，而用“去了”代替，意思大家都懂。但不知从何时开始，在一些官员那里，这变成了一种掩盖事实真相或者淡化事件性质的语言游戏，进而形成了一门新学问——官场讳饰学。
适用场合譬如，把限制上访者人身自由的做法称作“办学习班”，把公费出国旅游说成是“考察学习”，把一些人祸说成是“自然灾害”……再如“躲猫猫”死、噩梦死等，这些死法尽管曲折离奇，但相较于“折磨死”和“殴打死”来说，总归显得冠冕堂皇了许多，这正是“官场讳饰学”的神奇之处。
如今，又把占有私吞文物说成是“借”和“保管”，是不是颇得“官场讳饰学”之三昧？
事件“122幅于右任作品去向”联合调查组组长李文化表示，由于一些历史原因，造成122幅于右任作品或外借，或滞留三原，或被书展工作人员“保管”在个人家中，不存在所谓“被私分”的情况。
将价值连城的书法作品“借去”不还，或以“保管”名义放在家中，“借主”及“保管员”们究竟意欲何为，大家心知肚明。可调查组却认为“不存在‘被私分’的情况”。怎么看都像当年孔乙己“窃书不算偷”的诡辩意味：是保管，文化人的事，能算“私分”么？
但是，我们实在难以理解这番宏论的深奥之处：如果不是有关人士举报并引起调查，这批书法精品是不是永远“保管”在那些人家中了？这和“私分”有什么区别？如果这种“保管论”能够成立，那么所有贪官都可以说自己是在替国家和他人“保管”钱财，从此，哪里还会有什么贪官？
调查组成立之初，人们就曾提出质疑，因为，调查组虽有公安人员参与，但主要由咸阳市政协“自查自纠”，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种自己人追查自己人的调查究竟有多少可信度。更何况，调查尚未展开，咸阳市政协就已有了“借走”和“保管”的定论，就已经开始否认“被私分”的质疑，现在李文化的表态，不过是对此前说法的进一步强调罢了。
如果不是有关人士举报并引发调查的话，这批书法精品是不是就永远“保管”在私人家中了？这和贪占私分有何区别？如果这种“保管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所有的贪官都可以说自己是替国家“保管”钱财了。[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