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可谓是多事之年，东西方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就是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骚乱。波兰发生的事变，以及随后发生的波苏矛盾得以和平解决；而在匈牙利，抗议活动演变成为当局无法控制的动乱，苏军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事变才得以结束。
一颗重磅炸弹爆炸了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要从这一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说起。 1956年 2月，严寒还包围着莫斯科，但克里姆林宫内气氛却很热烈，从14日至25 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这次大会是斯大林逝世后首次召开的苏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对苏联内外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加以确认的大会。同时，它也是结束“斯大林时代”的重要里程碑。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5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在这次会议期间，最具有爆炸性的事情发生在24日下午大会宣布闭幕以后。大会于午夜11时30分又通知代表们还要举行一次会议，有的代表已经离开下榻的宾馆又被紧急召回，出席“已经闭幕”的代表大会。按照大会主席团的专门决定，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因此外国代表团没有被邀请。在这个秘密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也被称为“秘密报告”。报告以大量的、惊人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危害。赫鲁晓夫首先公布了列宁给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的信。这封信斯大林在世时被严密封锁。列宁在这封信中对斯大林作了评价，指出“斯大林粗暴”，建议代表大会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务上调开，找一个比斯大林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更少任性的人代替他。斯大林后来所犯的全部错误，证明列宁的担心是完全正确的。这样，赫鲁晓夫首先剥去了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战友和合法继承人的神圣光环。接着报告指出了斯大林滥用权力，对反对者或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先撤消领导职务，然后从肉体上消灭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的冤假错案，造成了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被逮捕和处决，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报告还谈到斯大林在农业和民族政策上的种种失误，也谈到了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和战争初期的错误，导致了红军的严重失利。报告披露了斯大林是如何制造和欣赏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并提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肃清个人崇拜的有关措施。最后赫鲁晓夫强调，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拿到党外去宣扬，尤其不准登报，以免为敌人所利用。尽管赫鲁晓夫提出对这个报告要严格保密，但实际上他本人并不想这样做。苏共中央书记处在代表大会闭幕的几天后就发出指示，将报告的全文向党的积极分子传达，不久又在苏共所有基层组织全体党员会议上传达。所谓“秘密报告”很快在苏联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5 月份，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波兰人那里搞到了“秘密报告”的全文，并将此报告发表。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犹如原子弹爆炸，引发出了强大的冲击波。几十年来，斯大林的名字，他的语录，他的功绩，他的画像和塑像无处不在，斯大林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间是一种精神支柱。而现在，在赫鲁晓夫的报告面前，斯大林的神圣形象被打碎了，人们在心灵上所经受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冲击最大的是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苏联红军从法西斯德国手里解放的。它们都毫无例外地采用苏联的模式，用苏联的经验建立国家政权和进行建设。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国内也曾经搞过像斯大林那样的骇人听闻的政治清洗。当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揭露后，东欧国家的人民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出现了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社会情绪。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一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被弄得不知所措。当时正在莫斯科率领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总书记贝鲁特在表态时讲道：“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他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没有随波兰代表团回国，于 3月12日在莫斯科猝然去世。随后，在波兰出现了大的社会动荡。
波兹南的工人走上了街头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贝鲁特死后，选举奥哈布为党的第一书记。奥哈布上台后，顺应党内和社会上的要求，坦率地承认党在过去犯的许多错误，并在国内政策上进行调整，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如公开宣布对1948年在斯大林授意下对当时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的批判是错误的；数以千计的曾遭到囚禁的无辜公民平反出狱；主管保安部门的政治局委员拉德凯维奇被撤职，社会的政治空气悄然地在放松。这时，波兰党也强调维护波兰的独立，提出要改善人民的生活。
但是，时间不等人。波党领导人显然跟不上苏共二十大后的形势，没有对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也没有坚决检讨和纠正党在过去执政时期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对人民群众政治、经济上的要求估计不足。人们的不满终于爆发了。
1956年 6月上旬，波兹南市采盖尔斯基工厂(斯大林机车车辆厂)的工人要求退还过去三年不应征收的税款，还提出改革工资制度等要求。由于波兹南省委无权答复工人的要求，工人们便推举了30人组成了代表团，前往华沙同机械工业部部长罗曼•费代尔斯基谈判，期望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谈判时，部长答复说，减少税款是可以考虑的，但增加工资是不可能的。代表团回答说，如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工人们将在 6 月28日举行罢工。部长愤怒地说：“如果你们上街的话，你们将会遇到坦克！”谈判破裂了，双方不欢而散。代表团通过电话向厂里工人传达了谈判失败的消息。
在6月27日的全厂职工大会上，工人们得知请愿失败的消息后十分愤怒，决定在代表团回来之前就到市区自由广场向市政当局请愿。6月28日，采盖尔斯基工厂1万多名工人罢工，走上街头。他们向市中心的方向游行示威，沿途又有许多群众加入游行队伍，游行队 伍中约有4千员党员。大约9点钟的时候，市中心广场及其附近聚集了几万人。起初，游行队伍是有秩序的、平静的。队伍到达广场后，就派出了代表要求市委领导接见，但是市委领导拒绝接见，这使广场上的群众情绪激愤，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去华沙的工人代表团被公安部逮捕的谣言在群众中迅速传开，人群中激起了怒潮。有人高喊：“到监狱去!”“要找到他们，把他们放出来!”等口号。同时，有人打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标语牌：“我们不要空头支票，我们要面包和自由!”“释放囚犯!”、“ 打倒秘密警察!”“俄国佬滚回去!”广场上空响彻着愤怒的口号声。游行的人群冲击了姆温斯卡街的监狱，解除了卫兵的武装，放出了 257名犯人， 并占领了武器库。后来又攻击了法院以及省公安厅的办公楼。在公安厅大楼前，发生了枪战，有许多人倒在血泊之中。游行示威已经演变成为一场流血冲突。
波兹南发生的事件震动了最高当局。为了平息骚乱，波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出动军队镇压闹事者，并决定由国防部副部长斯塔尼瓦斯瓦夫•波普瓦夫斯基统率部队。他和负责整个行动的约瑟夫•西伦凯维兹总理一起到波兹南。波普瓦夫斯基将军从当地的两所军官学校和附近的训练营地抽调了部队，很快控制了局面。6月28日晚，事件就被平息了。在波兹南事件中，有5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323人被捕。30日，一场大雨冲刷着波兹南街头的血污，这座城市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在波兰人民心里却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在波兹南事件被平息后，波兰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抚恤措施。6月30日，在波兹南各墓地举行了死者的安葬仪式，西伦凯维兹等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去参加了葬礼。7月10日政府宣布，原来向采盖尔斯基工厂工人征收的650多万兹罗提(波 兰货币名称）税款将分期偿还该厂工人们。机械工业部部长罗曼•费代尔斯基被撤职。 但是，此后波兰的局势却一直动荡不安，全国各地工厂罢工和游行示威此起彼伏，许多工厂成立了工人委员会。
十月的希望在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方法上波苏两党发生了分歧，并由此发展成为波苏冲突的“十月事件”。 起初，波兰党和政府也认为，波兹南事件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和暗藏的反动分子利用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挑起的，是反对人民政权的“严重骚乱”。后来波党领导人对事件的看法发生了转变。7月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七中全会。党的第一书记奥哈布在报告中指出，党和政府应对波兹南事件负主要责任。他说，在寻找波兹南事件的原因时，“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煽动者和帝国主义走狗的阴谋上去，那是错误的。通过对事件的分析，我认为极大部分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他强调说：“波兹南事件是一个警告，它证明在党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重大错误”根据这种认识，他在报告中提出应立即采取措施，克服党和政府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实行经济管理合理化和政治民主化，改善人民生活。全会根据奥哈布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政治、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波兹南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上的疏忽，指出在党的工作中严重存在着“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堕落和党内缺乏民主”。全会决定从实行经济管理合理化、政治生活民主化和改善人民生活着手，实行一条社会主义革新路线，以缓和同人民群众的矛 盾。全会为在1948～1949年“大清洗”时期被开除出党的前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恢复了名誉。七中全会之后，围绕经济、政治体制的革新，党政干部更换的必要性等问题，党内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党的革新路线，他们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人民的思想非常活跃，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辩论。社会主义革新的性质、范围和内容，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关于同苏共和苏联的关系等问题，都是讨论和辩论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组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希望哥穆尔卡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在西伦凯维兹的劝说下， 奥哈布同意辞去党的第一书记，让哥穆尔卡担任这个职务。那时，在大多数波兰人心目中，哥穆尔卡是维护民族独立的政治家，是个人崇拜时期的受害者，是有能力领导波兰前进的领袖。由于对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不同，波兰统一工人党内出现了对立的派别。
10月13日，波兰党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形势和召开八中全会等问题。哥穆尔卡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参加了会议。会上主张革新的力量占绝对优势，这使保守派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密电向苏联告急求援，并密谋策划一次军事政变，企图在八中全会召开前夕逮捕一批主张革新的领导人。本来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波苏两党就存在根本不同的看法。苏联《真理报》6月30日发表的苏共中央声明说，波兹南的“反人民暴动”是美帝国主义策划的，目的是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在波兰党中央的看法转变后，苏共领导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波兰党七中全会以后，波兰局势在急剧地变化着，革新的呼声甚高，要求在各个领域 实行革新措施，特别是呼吁把波苏关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舆论，这使苏共领导坐立不安，担心波兰失去控制，并在东欧引起连锁反应，因此要求波兰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波兰党政治局以即将召开八中全会不能脱身为理由，婉言谢绝了苏共的邀请。这更使苏共领导十分恼怒和担心，便决定直接出马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阻止波兰的局势向背离苏联意志的方向发展。10月19日，波兰党八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未经波兰党的邀请，赫鲁晓夫亲自率领 “一队强有力的人物”驾临华沙，其中有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科涅夫元 帅(华约组织部队司令)、安东诺夫(苏军总参谋长)等人，突然飞抵华沙。机场事先没有得到通知，不准飞机降落，飞机在机场上空转了近一小时才降落。同时，苏共领导人调动军队，驻在波兰的苏军开始向华沙及其他城市移动，还从东普鲁士调动部队进入波兰，并增派了在波兰港口的军舰，形成了对华沙的包围态势。当时，波兰党八中全会正在举行，首先增选了哥穆尔卡、斯彼哈尔斯基、克利什科和索文斯基 4人为中 央委员，并决定原政治局辞职，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一个新的政治局。在这项议程结束 后，奥哈布向全会宣布苏共代表团抵达华沙的消息，建议暂时休会，因为苏共代表团要求立即同波兰党政治局代表团举行会谈。哥穆尔卡也以第一书记候选人的资格参加了同苏共代表团的会谈。在机场上，赫鲁晓夫对波兰党领导人态度傲慢，怒气冲冲地大声训斥波兰党的政 治局代表团成员。他叫道：“我们为这个国家流了我们的血，而现在你们却试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办不到，绝对办不到。”哥穆尔卡回答说：“我 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我们并没有把波兰出卖给任何人。”赫鲁晓夫望着哥穆尔卡 问道：“他是谁?”“我是哥穆尔卡，我曾经被你们关在监狱里3年。”赫鲁晓夫惊奇 地问：“他在这里干什？”奥哈布答道：“他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决定选举他作为 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气得大声叫喊：“反了，反了，发生了一种背叛行为。我们必须来，这不仅是波苏关系问题。你们危害了我们在德国的地位，你们威胁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发了一通火之后，就要求驱车前往波党中央委员会会场参加波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个要求遭到波兰党领导人的拒绝，两党代表团就在贝尔凡特 列宫举行会谈。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仍坚持让苏联代表团出席波党中央全会，并表示不同意哥穆 尔卡提出的新政治局成员的名单，说这个名单“排挤优秀的共产党人”，“你们在为 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开辟道路。政治局不能改组，你们的新候选人名单将把社会主义毁掉，我们有权要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这些要求遭到波党领导的拒绝和反驳。波党领导指出，波苏两党间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苏联人参加了波党的中央全会造成的。奥哈布指出，苏联人出席会议不利于“良好的两党关系”。 在会谈当中，波党领导人得知苏军正在向华沙进军，奥哈布质问说：“那是真的吗？”赫鲁晓夫回答说：“那是真的，华沙实际上已被包围了。”苏共领导人企图用 武力威胁使波党领导人就范。奥哈布和哥穆尔卡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奥哈布说：“ 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能把我们拘留在这里而在外边发动一次武装政变的话，你们就错了，我们是有准备的。”哥穆尔卡说，“除非你们马上把军队调开，否则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在大炮瞄准华沙的情况下，我们拒绝会谈。如果你们不停止苏联军队的前进，我就要在广播电台向人民讲话。”由于波党领导人的坚决斗争，赫鲁晓夫只好下令苏军停止前进。
赫鲁晓夫看武力威胁不成就变换了策略，他满面笑容地说，我们来这里不是要威胁你们，而是来帮助你们。苏联愿意立即提供 2亿金卢布的贷款，在波兰人认为适当的时候使用。他又表示支持哥穆尔卡等人进入政治局，但一定也要让罗科索夫斯基等人进入政治局。罗科索夫斯基是1949年斯大林派来参加波兰党政治局的，此人虽然是 波兰人，但在1918年参加苏联红军，是苏军元帅。波党领导人回答说，在新领导问题未解决之前，不讨论经济问题。关于罗科索夫斯基，哥穆尔卡说，波兰人民认为他是苏联人控制的象征。会谈暂停，波党领导人回到中央全会，奥哈布宣布原政治局集体 辞职，宣布了新政治局成员的名单，他本人提出辞去第一书记职务，并提议由哥穆尔卡任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等人都被排除在新政治局之外。
当华沙广大群众得知新 政治局的名单和同苏联人会谈的消息后，群情激奋，工人、学生在谈判会场外面的马路上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高呼拥护哥穆尔卡的口号。华沙市的基层机关、工厂和学 校已把民兵组织起来了，工人还派代表到军队去争取军官和士兵，希望他们站起来维 护民族独立。工人、学生和士兵都站在党中央一边，准备对付苏军的入侵。会谈继续进行，苏联人仍然坚持要罗科索夫斯基进政治局。西伦凯维兹指出，政 治局候选人的新名单已经公诸于众，这个新名单是不能变更的。会谈继续到19日深夜， 赫鲁晓夫软硬兼施都未能奏效。当赫鲁晓夫从罗科索夫斯基那里得知，波兰军队多数已不听他指挥时，只得让步。他笑着说，把什么人送进政治局，是你们自己的事。他要求发表一个重申波苏友谊的公报，苏联保证命令军队撤回基地。波党领导人向苏共 领导解释，民主化是共产党一种革新政策，是为了建立一种使波兰人得到好处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破坏华沙条约组织，并强调指出，波苏友好是波兰对外政策的基础。会谈结束后，发表了一个公报。次日早晨苏联代表团回国了。不久，罗科索夫斯基也回 到苏联，这就是“十月事件”。 波党的八中全会继续举行，改选了新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任中央委员会第一 书记。他在会上提出了革新路线和改变措施。他认为，“波兹南事件”中工人跑到大 街上，“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歪曲”。他说：“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波党八中全会使举国为之兴奋，人们对哥穆尔卡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波兰的社会危机过去了。
纳吉的沉浮1956年匈牙利所发生的事情是同纳吉个人的命运相联系的。 纳吉•伊姆雷出身于农民家庭，做过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布尔什维克， 开始为匈牙利摆脱旧王朝的统治、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斗争。为此，他曾被捕，并 于1928年流亡到苏联避难，在苏联农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纳吉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成为当时匈牙利抵抗运动的领导人。由于他出色 的表现，1945年成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他先后担任了几个部的部长职务。1949年，因反对搞合作化运动而被撤销了职务。但是他公开承认了错误，因 此在下一次的党代会上，又被重新选为政治局委员。1950年，他出任食品部长，后又 任征购部长。1953年后，纳吉出任政府副总理。随后，由于苏联人对匈牙利内政的干 涉，纳吉被推上了总理的位置，从此卷入到一场政治漩涡中来。
1953年6月，斯大林逝世后3个月，德国柏林发生了要求改善生活的群众游行示威 事件。此时，东欧其他国家也出现由于群众不满的骚动不安的迹象。为了稳住东欧国家，苏联新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要求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在对内政策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在这种背景下，苏共领导召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匈牙利政府总理拉科西率 领匈牙利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访问。纳吉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次莫斯科之行竟改变了他的命运。参加这次莫斯科之行的除拉科西外，还有匈牙利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匈牙利的头号代理人格罗，匈牙利国家武装总司令法尔卡什等。出人意料地是，纳吉也在莫斯科开出的代表团名单之列。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苏联领导人有总理马林科夫(斯大林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莫洛托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会晤时的气氛极为紧张。 马林科夫冷淡地问候了匈牙利人后，就严厉地对拉科西说：“你们那里的情况很糟。据我了解，在你们的工业中心切佩尔、欧兹德和迪欧什杰尔发生了骚乱。” 拉科西开始辩解，但米高扬打断他的话说：“您想用数字封住我们的嘴。我们也有这类的数字，不过和您的不一样。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您进行了极大的冒险。您没有一点点焦炭就建立了一座新型的钢铁工业城。您连劳动人民的吃饭问题都不能给以足够的满足就疯狂地去建造代价高昂的地下铁道。被您强行集体化的农民们连种子都生产不出来。此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正在你们的集中营里受难。” 拉科西脸色苍白。
的确如苏联人所说，这位被称为“匈牙利的斯大林”的匈牙利共产党的第一书记， 正把他的国家推向深渊。1948年 6月，拉科西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拉伊克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政治局委员拉伊克•拉斯洛被指控为“美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间谍”、“霍尔蒂(二战前匈牙利政府首脑)警察局的特务”、“阴谋武装暴动”、“谋杀共产党领导人”等罪名而被逮捕。几天后，与“拉伊克案”有关的几个主要被 告人一一被绞死。 1951年 5月，拉科西又开始了大清洗。每天，都会有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外出旅 行”，从此销声匿迹。军队中的许多高级军官一夜间便不知去向。单是内务部，接替拉伊克出任部长的卡达尔被逮捕，并秘密地判处无期徒刑。继任的内务部长多尔•泽 尔德不久也全家自杀，当局宣布他们是“法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间谍”。 此外，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拉科西、格罗和法尔卡什•米哈依组成了“三驾马 车”。他们狂热地提出，要在 5年之内，把匈牙利变成一个“钢铁国家”。于是，在 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投资的90%用于发展重工业，全部工业投资的2/3用于发展采矿和冶金业。这个根本无法实现的计划严重地削弱了轻工业、服务业和农业。 拉科西还主张要“在三四年内，使 90%的农民在社会主义的集体中耕种土地”。 于是，许多地方都强迫组织起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多数入社的农民，都是些最贫困、 没有土地的人们，他们缺乏生产经验，没有足够的牲畜，几乎没有机器，收割的 70% 依靠手工。这使农民的收入下降了2/3。 他们还千方百计地加重农民的负担，实行所谓的“义务交售制”，即制定的交售 指标越来越高，而收购的价格却越定越低。对于那些敢于抵抗交售的人，可判处 3年以下的徒刑。结果，大批的农民只好逃离农村，扔下大量荒芜的土地无人耕种。 农村经济的变化，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1951年，许多基本食品、 工业日用品开始凭票供应。商店的门前，排起了长龙般的队伍。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匈牙利政府不得不年年发行“和平公债”，这更加重了人民 的负担。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到1952年，国家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比19 49年下降了20%，愤怒的情绪在人民中间迅速蔓延着。 但是，拉科西一伙却无视这场灾难。
他们制造谎言，掩盖事实，欺骗人民。并且 把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投入监狱。在这个时期，匈牙利建立了大量的“拘留所”，成千上万的人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便被长期囚禁关押。他们大多是工人和农民，因为 偷了合作社的粮食或杀了一头离规定重量还差几斤的猪等，便被关了起来，而且长期得不到释放。 所有这一切，都是拉科西一手造成的。
至此一语未发的赫鲁晓夫对他喊了起来：“您极大地损害了你们的人民！您罪行 累累！长此以往，人们将用粪杈把您赶出这个国家。”贝利亚也插话说：“您想当什 么?想当犹太人的皇帝吗?” 马林科夫较镇静地继续说下去：“拉科西同志，您是运动的老战士，您必须理解时局。您必须分权，把权力分配给在领导班子中精通事务的同志。对此，您有什么想法?”此时的拉科西面如土色，对苏联人的指责只有唯命是从。赫鲁晓夫建议他选一位 能操持国家大事的人。 经过长久的、令人窘迫的沉默后，马林科夫提示道：“您认为纳吉•伊姆雷怎么 样?” 拉科西看了纳吉一眼，就像第一次见到他一样。他说：“纳吉•伊姆雷是个好同 志，但是……”然而，苏联人没有容他把后面的话说出来，就接住了话题：“那么说 您不知道把权力分给谁了？我们自革命以来就了解纳吉•伊姆雷。当1918年匈牙利共 产党根本还不存在的时候，他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了……他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中 德高望重的专家。再说，他又是你们政治局委员。他农民出身，本人也当过农民，又是教授。我们信任纳吉•伊姆雷同志。他可以和您一起来改善你们国家的状况。” 随后纳吉发言说，他对苏联政治局的同志们对他的信任表示感谢。他简单地谈了 一下布达佩斯新的领导班子的任务：结束警察恐怖；为无辜者平反；合理的投资政策 以及给农民更多的自由等。 莫洛托夫打断纳吉的话说：“不仅是更多的自由，而是完全的自由！谁不赞成集 体农庄，谁可以退出。这无关紧要。” 在匈党代表团走出会议室时，曾经不可一世的拉科西让纳吉走在他的前面，并说： “您请，伊姆雷，现在您是领导人。” 就这样，纳吉被苏联人推上了匈牙利政府总理的宝座，开始了他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涯。 纳吉担任总理后，和拉科西之间的矛盾冲突便开始了。
波匈事件对毛泽东的影响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的触动是很深的。
波匈事件对毛泽东的积极影响主要有两个：其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间题的认识更加深化。逐步形成了这一思想的理论体系。其二，毛泽东从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中，感受到新一代苏共领导人虽然一方面又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在继续重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这就更加坚定了他与之斗争的信念，坚定了他独立自主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最早的一些想法可以说是在4月25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十个关系实质上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十个间题。毛泽东这样一些思想产生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可以说来源于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认识和苏联模式经验教训的总结。12月29日，在毛泽东主持撰写并亲自修改的《再论》中，第一次从国际共运的范围上公开提出了两类矛盾间题。《再论》对两类矛盾的分析尽管是从国际问题和国际矛盾而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已经初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客观分析的思想。这一思想随后在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后来整理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后的间题》一文)中作了系统的阐发，并构筑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体系。
《正处》首先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强调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洽生活的主题。文章集中表露了这样一个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人民已经当家作主，但人民内部也有种种利益和认识上的矛盾，包括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处理不当，就会影响人民的团结，从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的发生，国内出现的罢工、罢课等事情，都与没有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有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原则，毛泽东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在一般情况下，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民主的原则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毛泽东从波匈事件中得到了积极意义上的启发，同时也受到消极意义上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是：在对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分析中，过分地看重了阶级斗争的因素，同时把这一夸大了的阶级斗争形势运用于对国内现实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产生了错误的估计，最后导致了实践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波匈事件发生之初，毛泽东显然是注意到了这是斯大林时期大国大党沙文主义长期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所造成的一个后果。但因为在匈牙利事件中，帝国主义直接插了手，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国际上的反共高潮。与此同时，国内也相继出现了一些攻击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和少数地方的罢工、罢课和公社社员退社事件。这一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使毛泽东逐步地淡化了对波匈事件的最初认识和分析。他开始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他更加担心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引起的震荡会断送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感到需要站出来与否定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及经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波匈事件的看法己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毛泽东对波匈事件的看法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结合国内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矛盾，他产生了对中国可能出现“波匈事件”的忧虑和局势严重的估计。显然，毛泽东沿袭过去的以阶级斗争观察一切的习惯思维方式来看待当时的国内形势，看待当时国内在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夸大了。近而又开展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其后果，只能是把大量的人民内部问题错看成阶级斗争问题，造成反右运动的扩大化。这一严重后果，已被历史所证明。更令人遗憾的是，由此开始，毛泽东形成了一整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顶峰，最终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历史的教训历史的经验教训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看不到或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是一种糊涂的错误认识，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受到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夸大阶级斗争形态的严重性，并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复杂交错，且人民内部矛盾又占主要成份的条件下，仍然采用过去战争时期一整套对敌斗争的策略来处理众多的复杂矛盾，必然会导致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指针的动摇，发生重大的失误，在实践中招致严重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