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自幼即不喜佛教，认为和尚、尼姑是在浪费国家钱财、土地。公元845年，唐武宗即位，奉道士赵归真为师，又招罗浮山邓元超人都，互相结纳，与衡山道士刘元清等同谋废除佛教，时宰相李德裕亦辅佐其成事，武宗遂下令破坏佛寺，勒令佛教、明教、袄教教众还俗。除长安洛阳各四寺，地方诸州各一寺外，悉破坏之，破佛寺共四万四千六百所。僧徒则除上寺容二千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外，悉令还俗，被还俗者有二十六万五百人。寺中钟磬铜像，交财政官铸钱，铁像以之铸农具，时为会昌五年，世称为会昌法难，也是历史上四位帝王灭佛的事件之一 。
唐武宗灭佛缘由唐代佛教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对佛道二教的态度颇为不同，有的扬佛抑道，有的佛道并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为祖先；太宗曾下诏置道教于佛教之上；武后则改佛教在道教之上；玄宗曾采纳姚崇的奏章，令僧尼还俗，他虽然尊崇道教，但仍一度敕令注释《金刚经》流传天下；宪宗时，韩愈谏阻迎佛骨，写<论佛骨表>、<原道>等排斥佛教；在穆宗、敬宗、文宗之世，都还依历朝惯例，在宫中设斋行道，但敬宗本人笃信道教；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而且曾经禁止度僧及营建寺院；到了武宗，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贬斥佛教。
另一方面，虽然历经几位帝王的崇道抑佛，但佛教在民间的力量反而越加炽盛，僧尼的人数越来越多，寺院也越建越广。寺院往往领有广大的庄园，并可免除徭役；而僧尼、寺院激增的结果，不免增加国库的负担。当时不少士大夫基于儒家治术的观点，认为佛教的蓬勃发展将危害国家的经济，因而大加抨击。唐武宗时，排佛的呼声越演越烈，这使得本已笃信道教的武宗更加决心毁佛。这时，道士赵归真与宰相李德裕推波助澜，趁机煽动，佛教因而面临一场“三武一宗”法难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会昌元年(八四一)元月四日国忌日，敕令行香，设千僧斋；但六月十一日的武宗诞辰之日在大内设斋时，敕令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四对论议，其中有两位道士被赐紫衣，却禁止释门大德披着紫衣。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术修摄之事，曾经召请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三殿修金籙道场，并亲受法籙。会昌元年的六月中，又召衡山道士刘玄靖入内，与赵归真同修法籙。
会昌二年三月，因李德裕上奏，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录在僧籍名册的僧尼，又不许置童子沙弥，这时已略见毁佛的迹象。六月十一日，敕令僧道二众在殿前论议，道士二人赐紫衣，僧门仍不得披着紫衣。
会昌三年二月，敕令已经还俗的僧尼不得再行入寺；至于没有登录名籍的僧尼，不仅严禁住在寺中，且不许住在京城或进入镇内。同年九月，下令各级地方政府严密注意附近寺院的住僧，纵使是登录有案的，如果无法详细说明出身来历，应予逮捕，送到官府盘问。
武宗废佛的政策，是采取渐进方式的，从史料看，其法令之严酷，与日俱增。会昌四年三月，下令不许供养佛牙、佛骨，如果违反法令，送一钱供养者，即杖打二十下，一时之间，寺院的四处，人迹断绝。而在宫中的内道场，历来往例均安置佛教经像，武宗却下令焚烧经教，拆毁佛像，在道场内安置天尊老君之像。六月，在武宗诞辰日，首度不召僧入内议论。又不许僧尼在街里行走，如有外出，需在钟声未响前归寺；也不许别住他寺，违者敕罪。由于武宗深信赵归真，赵乘隙进言，认为佛教并非中国本有的宗教，蠹害生灵，应该尽除。于是，是年七、八月开始，发动空前的法难，敕令拆毁天下山房、招提、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凡是寮房未满两百间，或没有获颁寺额的道场，则勒令僧尼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武宗敕令天下诸寺不许置庄园，并随时检查寺舍的财产。四月，敕令僧尼还俗，如有抗命不从的，以违抗圣旨论罪，当场决杀。八月下诏，大举毁寺，总计会昌年间，拆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等四万余所，被迫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余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又将佛像、钟磬等法器改铸为钱币、农具等物，乃至私家所藏金银等像亦敕令限时送官。此一空前浩劫，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晚唐以后诸宗的衰颓不振，与这次毁佛有密切的关系。次年，武宗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诛杀赵归真等人，并大力复兴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