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举国臣民，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遵循的避讳。本指皇帝本人及其父祖名字；故又称君讳、公讳。后来扩大，讳及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皇帝的字、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
阴历一月古时本来又叫“正月”，这是因为古代的皇帝都要在一年的第一个月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并决定一年的政事。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一月出生，取名“政”（“政”同“正”），于是秦朝改称“正月”为“端月”。“里正”为“里典”。
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名楚，于是把楚地改为“荆”。
吕后名雉，当时文书上凡遇雉字，均用“野鸡”二字代替。
汉文帝名叫刘恒，于是把恒娥改名“嫦娥”，把恒山改为“常山”。
汉武帝叫刘彻，汉初有个知名辩士叫蒯彻，史书上就改称蒯彻为“蒯通”。
汉光武帝名叫刘秀，曾一度把秀才的名称改为“茂才”。
汉明帝叫刘庄，当时竟把《庄子》一书改称为《严子》。
宋仁宗名叫赵祯，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就得改为“炊”字。
更有甚者，宋高宗名构，为避“构”字而牵及“够”等字达五十多个!
王嫱字昭君，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
晋简文帝郑后小字阿春，用作书名的春秋改为“阳秋”。晋人孙盛所撰史书因名《晋阳秋》。
唐太宗名世民，唐人行文用“代”字代替世字，用“人”字代替民字；观世音略称为“观音”，民部改称为“户部”。
女真族唐时服属于契丹，因避契丹主宗真之讳，尝改称为“女直”。
唐代宗名豫，薯蓣曾经改名为“薯药”；宋英宗名曙，薯药又改名为“山药”。
清代入关代明的第一朝皇帝世祖名福临，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曾下诏布恩，特许臣民可不避讳福字，假惺惺说：“不可为联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乃口血未干，有清一代竟大兴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其中多有涉及避讳的奇谈怪论。
康熙年间，因明大学士朱国祯生前在经清人庄廷鑨冒名出版的《明书》中曾直书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名，辗转株连冒名的出版者以及修订、校阅、写序、署名、刻字、印刷、卖书、藏书、官员等达数百人，处死刑者七十余人。
雍正年间，主考官查嗣庭摘用《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作为试题，经人告发说题中“维止”二字是暗示将“雍正”砍头示众，病死狱中惨遭戮尸枭首，儿子处斩，兄侄流放。
乾隆年间，内阁学士胡中藻引用《周易》中的爻象之说，以“乾三爻不象龙”为试题，题中有“乾龙”二字，龙与隆同音，竟判定是影射乾隆皇帝被送上断头台。举人王锡侯删改钦定的《康熙字典》，重编作《字贯》，触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名，判处斩刑，封疆大吏也因失察革职治罪。
家讳。家讳，是家族内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作法。凡父祖名某某，都必须在言行、作文章时避开以此为名的事物。它其实是国讳的一种延伸，同国讳一样是封建等级、伦理观念的体现。又称私讳。
如淮南王刘安父名长，他主持编写的《淮南子·齐俗训》中引《老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时，改为“高下相倾，短修相形”。
南齐谢超宗的父亲叫凤。有一次他去拜访王僧虔，然后又去看他的儿子王慈。王慈正在练毛笔字。当时王氏子都以书法见称于世。谢灵超看到王慈练字，随口问道：“你的书法和虔公比怎么样啊？”王慈因为他触犯了家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我和父亲相比，犹如以鸡比凤”。谢超宗因此狼狈而退。
晋朝有个叫王忱的人，一天去看望桓玄，桓玄用酒招待他，王忱因为刚因过药忌冷酒，因此叫仆人去“温酒”，谁知桓玄听后突然大哭起来，原来他的父亲叫桓温，一听“温”字就要痛抽水流涕，王忱讨了个没趣，只好匆匆告辞。
今天的人，恐怕没有谁因为听到与父母名字相同的字就痛哭流涕的，在我国古代，这种事情却屡见不鲜，这样的人也因此会获得别人的尊敬呢？
这种方式也会成为排挤异已、打击仇敌的一种手段。南朝梁时的殷均，因恬静好学，官至国子祭酒。武帝命他聚了永兴公主，但永兴公主很不喜欢他，每次召入，都命人在墙壁上写上地父亲的名字，而在古代，这样的人也是层出不穷的，并以此为荣。
袁德师因为父亲名高，便不吃糕这种食物；徐积父因为父亲名石，从来不用石器，不踩石子遇上非过不可的石桥，便让人背着他跑过去；北宋吕希纯因为父亲名公著，便不断著作郎；刘温搜因为父亲名岳，便终身不听音乐，不到嵩月、华山等五岳游玩；韦冀的父亲名乐，由于乐是个多音字，即可读作音乐的乐，又可读作快乐的乐，因此韦冀一生中不仅不听音乐，不游高山大岳，不饮酒做乐，甚至不参加可以使之“快乐”的活动，真是不可理喻。
最令人惋惜的怕要算唐朝号称“诗鬼”的李贺了，就因为他父亲名叫晋肃，“进”与“晋”音同而犯家讳，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纵然他才华横溢，也终无用武之地，终生不得志，27岁便郁郁寡欢而死。韩愈因此愤而作《讳辩》，质问道：“父亲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如果父亲叫仁，儿子岂不是不能作人了吗？”但他的这篇文章，却遭到了士大夫们的攻击诋毁。
家讳并不全是避父亲的讳，也包含避母亲的讳，唐代大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一生共写了近三千首诗，各种题材十分广泛，但据说因其母亲名叫海棠，所以他虽寓居海棠颇负盛名的四川多年，却从未写过海棠诗。
子辈需要避长辈的讳，奴仆也要避开所有主子的讳。北齐的熊安，一次去见和士开、徐之才。徐父名熊，和父名安，他因为自己的名字和他们犯讲讳，于是将自己的姓，名的第一个字都改了，自称为觫觫生。为了讨好主子，也不怕自己触霉头了。
《红楼梦》中这样例子很多。林之孝的女儿原名红玉，因为犯了宝玉的讳，只好改为小红。薛蟠的老婆叫夏金桂，更是厉害。她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两字来，凡人有不留心，误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一日她与香菱说话，香菱不小心忘了忌讳，金桂的丫环便说：“你可要死！你怎么叫起姑娘的名字来？”
凡避讳者，都须找一个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司马迁的父亲讳谈，《史记》中因此无一“谈”字，连赵谈都改成了赵同，废弃了编着书字应求完备的宗旨。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因为讳“申序”，向来不为别人作序，如果必须作这类文字，则改为“叙”，后觉不妥，又改为“引”。这种办法虽然勉强可行，但已经明显地妨碍了文字的准确性。如避讳“长”字及同“长”相同的音，琴的长短还可勉强称为“修短”，而肾肠则不能改为“肾修”了。因此那时的人们在避讳问题上真是费尽了心思。
中国民间流行着这样一个巧媳妇的故事：有一个巧媳妇的公公叫王九。有一天王九的朋友张九、李九，一个提着一壶酒，一个拿着韭菜来请他喝酒。因为王九不在家，请这个儿媳妇代为传话。等王九回来，儿媳妇对他说：“张三三，李四五，一个提着连盅数，一个拿着马莲菜，来请公公赴宴席。”
好在是个巧媳妇，倒也拐弯抹角地把话传清楚了。若是遇上一个笨点的媳妇，结果会怎样？传说一个女人的丈夫亲属中有叫羊、狼、河、芦等名字的。一次她告诉丈夫在河的对岸的芦苇丛中有狼在窃羊时说道：“看呀！在潺潺者的那边的索索者当中，一只嗥号者正在拖走一只咩咩者。”这恐怕是避家讳的极致了。
家讳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唐律》中规定：凡是官职名称或府号犯了父祖的讳，不得“冒荣居之”，例如父祖中有叫安的，不得在长安县任职；父祖名中有“常”的，不得任太常寺中的官职。如果本人不提出更改而接受了官职，一经查出后削去官职，并判一年的刑罚，无怪乎古时的人对讳咿恐避之不及呢。但比起国讳，家讳中寄寓着对长辈们的亲敬、崇仰与怀念之情，带有更多的自发生。
内讳。实际上也是家讳，所不同的是指避母祖名讳，如《宋书·谢弘微传》：“从叔山多，司空琰第二子也。无后，以弘微为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继内讳，故以字行于世。”内讳也就是“妇讳”，《礼记·曲礼上》载：“妇讳不出门。”
圣讳，即“为贤者讳”，亦即对封建社会所推祟的圣人贤者的名讳。圣讳并不像国讳、家讳那样严格、那样广泛。在封建时代，既有朝廷规定的圣人讳，又有人们自发的为圣贤避讳。圣讳各朝略有不同，一般有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汉以后皇帝之名有时也称圣讳。
有关朝廷所规定的圣人讳，最早大概是在宋代，而且这时所说的圣人的范围大大扩大。它包括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宋代帝王赐封的“至圣先师”孔子以及亚圣孟子，甚至还有周公等也列入避讳之列。以“道君皇帝”自称的宋徽宗，迷恋道教，因此把老子也列入避讳之列。
宋大观四年，为避孔子讳，朝廷规定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甚至，连孔子的母亲的名“征在”，在列入避讳之列。从宋代一直到清代，从皇帝表平民百姓，从和面到口头，无不对这个“丘”字避而远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成“”，或写作“某”，或用朱笔圈之。读起来或读为“区”，或读作“休”，不一而足。从宋代起，姓丘的就因为犯了孔子的讳而被迫多挂了一个耳朵，写作“邱”，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一些姓“邱”的学者才愤愤不平地把这个挂了近千年的耳朵去掉，重新姓了“丘”。
在民间也有自发地对圣贤避讳的现象。
宋人郑诚非常敬仰诗圣孟浩然，有一次他经过郢州浩然亭时，感慨地说：“对贤者怎么能够直呼其名呢？”于是把浩然亭改为孟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