诨名，音：hùn míng
也称绰号、混号、诨号，它和别号、斋号的初级性区别，似在于几乎全部为他人所取，然后得到公认，使用性完全不取决于担当者本人的意愿。而任何一个绰号在获得多数人认可之前，又几乎全部是通过口耳相传的途径传播，这与别号、斋号的发生与流传照例都依赖文字自署、又多借助作品的方式，形成中级性区别。很多绰号都在与相貌、姓名、生理特征相结合的条件下，对担当者的禀赋德性、行为举止等作出外观与内涵有机统一的概括，同时富有强烈的公众舆论的褒贬性能，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社会评判机制的一个部分(其间因阶级立场、文化教养和道德观念的不同所造成的分歧乃至错误性导向，是另一回事)。因此，它又和别号、斋号通为取用者个人思想感情的表述或纯主观性的自我评判和标示，形成高级性区别。
绰号起源的时间，很可能比自取别号还要早。魏晋南北朝时代，士风丕变，读书人相互取用调侃性绰号陡增。《世说新语》中记张湛好于斋前植松柏，人谓“屋下陈尸”；袁山松出游好令人歌挽，人谓“道上行殡”；及髯参“短主簿”、“入幕之宾“等皆是。
唐宋之文化氛围，益加开放流畅，世人互相晶目、争取绰号是一种社会风气。
入元明后，诨名成为草莽文化和市井文化共同表象之一的特征业已定型，以明末农民大起义为例，见于史料的绰号如“老回回”、“左金王”、“革里眼”、“活曹操”等，便有上百个。与此同时，在上流社会里，绰号又成为互相诋毁或派系斗争的一种工具。如东林党人攻击阉党，则有“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孩儿”等各种品目；反之，阉党亦编造《东林点将录》，以《水浒传》里的混号加之政敌，如“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之类，不胜枚举。是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绰号诨名，无处不传矣。
从上述绰号小史可知，绰号并非全是轻薄子之互相品目。有些绰号是公论所赠的美号，是人民爱戴绰号担当者的口碑。明代监察御史丁俊生活节俭，常食豆腐，人称“豆腐御史”；新繁知县胡寿安种菜自食，人称“菜知县”，都是对为官清廉者的颂扬。再如“阎罗包老”、“铁面御史”之类绰号，则是对刚正端直的褒扬。明代荆州知府张宏，坚决不接待通关系走门路的人，时人赠号“闭门张”。即使在今天，谁要能从老百姓那儿得个这样的绰号，也是光荣的事。
绰号又是讨伐邪恶、嘲讽奸佞的口诛之剑。如北魏人拓跋庆智任太尉主簿，不论大事小事，非贿不行，唯胃口不大，十钱起价，人“钱主簿”；还有不少文人骚客、书画高手或梨园名伶的绰号，多起于对他们学术和艺术成就的褒扬。如南朝刘孝谅，精通晋朝史实，绰号为“皮里晋书”；唐代李守素，最擅谱牒之学，绰号为“肉谱”；北宋词人张先(字子野)因平生有三句得意的词句皆带“影”字，被取绰号为“张三影”，以及诸如武士中的“活张飞”、“活武松”等。
从起用缘由看，绰号也可以作粗略分类，或描摹性情，或记述轶闻，或勾画相貌，或表述特长。而从语言艺术看，绰号对汉字文化潜力的开掘，在修辞手法上所达到的造诣，都远远超过了名讳、表字、别号、室名之类的平均水准。也许大多数绰号都不像前者那样或出于经典，或工于雕琢，缺乏书卷气雅致味，但它们运用简练精辟的语言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却真正能使担当者在人们闻见时而获得一种立体感。
当然，绰号也有它的明显缺陷，有时或流人低级趣味，如讪笑他人生理缺陷，因比喻夸张而近乎为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