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少学真成己，中年托著书。
辍耕扶日月，起废极吹嘘。
得志宁论晚，成功不愿余。
一为天下恸，不敢爱吾庐。[1]
作品赏析《丞相温公挽词》共有三首，这是第三首。北宋的司马光是著名历史学家，又是政治家，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是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代表人物。神宗逝世，哲宗登基，反对变法的一派得势，司马光迁门下侍郎，拜尚书左仆射，也就是成为丞相。他执政后，全部废除新法，但于1086年（哲宗元祐元年）九月即病死，为政不到一年。死后封太师、温国公，1087年（元祐二年）正月安葬。陈师道这一组《丞相温公挽词》就写于此时。从历史上评价，王安石变法有进步意义，反对变法的是保守派。但事物往往是复杂的，新法在执行过程中也有不少弊病，而王安石任用的官吏有些又不十分称职。因而当政权更迭，司马光作为反对派的领袖成为人们一时敬仰的人物，也在情理之中。陈师道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这三首挽词对司马光推崇备至，表达了一种痛失栋梁的情绪，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
挽词得说好话，但要说得恰到好处也并不容易。在现代看来，司马光对历史的最大贡献，是完成《资治通鉴》这一空前历史巨著。但当时的人，像陈师道，则认为首先要从司马光的政治事业上来褒扬他。这组挽词就紧紧扣住了司马光的事业落笔，写得庄重肃穆，雍容典雅。
这首诗在组诗中更进一步，概括了司马光的一生。首联追溯到逝者早年。《礼记·中庸》：“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少学真成己”，即说司马光自幼就受儒学熏陶，所谓“温公平日之学以诚为本”。“中年托著书”，则指修撰《资治通鉴》。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知永兴军，后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归，在洛阳居住十五年，一直以书籍自随。“托”字用得很好，透露出司马光不是为著书而著书，也包含着因政治上不得意而著书明道之意。颔联又回到晚年拜相一事，作者认为这是司马光一生的大事业，所以反复渲染。“辍耕扶日月”，意为由在野而入朝，辅助哲宗，“日月”代指皇帝和太后。“起废极吹嘘”则指司马光执政后极力起用因反对新法而被排斥的官员。这一联在对仗上颇见功夫，将政治大事这么虚虚实实地一写，既有气势又富于形象感，使这首议论较多的挽诗不至于显得过分抽象。
颈联对死者既是安慰，又是赞美。上句说，虽然拜相时年已老病，但毕竟是“得志”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下句说，司马光鞠躬尽瘁，以身殉天下，但求成功，其他在所不计。这样的境界是相当高的，是对死者的高度评价，也是作者追求的理想儒者的形象。至此，对司马光可以说已经盖棺论定，要说的话都说了。因而最后一联就归结到作者自身。“一为天下恸，不敢爱吾庐”，在死者的精神感召下，作者觉得自己不能仅为一己私利打算，而要效法死者，多为国事操心。这一联不仅是这一首诗的结尾，也是这一组挽词的结尾。由哀挽死者转为勉励生者，十分得体。
《丞相温公挽词》组诗各有侧重，互不雷同，措词精炼，立意高超，为“挽词”这一类型的作品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例。[1]
作者简介陈师道（1053-1102），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家境困窘。早年学文于曾巩，绝意仕进。元祐（1086-1094）初期，因苏轼等人举荐，任徐州教授。后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等职。诗学杜甫，苦心锤炼，质朴苍老，深受黄庭坚推重。为江西诗派代表性作家，常与苏轼、黄庭坚等唱和。有《后山先生集》、《后山谈丛》。[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