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临桂(今广西桂林)人。雍正进士历官布政使、巡抚、总督，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在外任三十余年，任经十二行省，官历二十一职，所至颇有政绩，得乾隆帝信任。革新云南铜政，兴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理天津、河南、江西、南河等处水利，疏河筑堤，修圩建闸。先后两次请禁洞庭湖滨私筑堤垸，与水争地。治学以薛瑄、高攀龙为宗，为政计远大。辑有《五种遗规》。乾隆三十六年卒。谥文恭。
陈宏谋，字汝咨，号榕门，原名弘谋，晚年因避乾隆(弘历)讳，改为宏谋。他是清代广西及桂林籍官员中，官位最高(宰相)，任官时间最长(48年)，任官历经省份最多(12个省)，政绩卓著而在民间影响最大的一位清官、名臣。他出生于桂林临桂县四塘乡横山村一个普通农户家。雍正元年(1723)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历任翰林院检讨、支部郎中、浙江道御史、扬州知府、江南驿盐道、云南布政司、直隶天津道、江苏按察使、江苏江宁(今南京)布政司等职；后又历任甘肃、江西、陕西、湖北、河南、福建、湖南、江苏等省巡抚和陕甘、两广、两江、湖广等地总督。乾隆二十八年(1763)，他奉调进京，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职。乾隆三十六年（l771)，他因病疏请回乡。得乾隆允准，加太子太傅衔，谕令所经处官员二十里内料理护行。同年六月，船行至山东兖州韩庄时，他病逝于舟中，终年七十六岁，谥号文恭。陈宏谋是康乾时期清官廉吏的代表，又是清代的理学名臣。他治宋代二程、朱熹之学，强调明体达用、知行合一。陈宏谋无论是为官还是治学，都是一代楷模。《清史稿·陈宏谋传》称"乾隆年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宏谋学尤醇；所至拳拳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
陈宏谋,雍正元年(1723)进士，毕生为官，曾任江苏按察使、湖南巡抚、云南布政使等职，止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外任30多年，历12省，研究各地民心风俗的得失利弊，分明兴革，逐条钩考，加之勤奋学习，遂成为学识渊博、编著甚丰的学者。主要编著有：《纲鉴正史约》(增订)、《司马文公年谱》(辑)、《三通序目》(录)、《甲子纪元》(辑)、《培远堂偶存稿》、《大学衍义辑要》(辑)、《大学衍义补辑要》(辑)、《吕子节录》(辑)、《女训约言》、《培远堂文集》、《手札节要》、《课士直解》、《培远堂文录》、《湖南通志》(监修)、《五种遗规》(辑)、《陈榕门先生遗书补遗》等，著作总集有《培远堂全集》和《陈榕门先生遗书》。
《五种遗规》，清陈宏谋辑。清代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清末中学堂修身科教材。辑者有感于世上多有弊端，遂于公务之余，采录前人关于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世、教育等方面的著述事迹，分门别类辑为遗规五种：《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总称《五种遗规》。五种《遗规》的成书时间不同，《养正遗规》为乾隆四年(1739年)，《从政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分别为乾隆七年七月、九月、十月，《在官法戒录》则为乾隆八年四月。合刻本《五种遗规》始行于乾隆八年，为南昌府学教授李安民集校本。各《遗规》单行本甚多，以单本形式收入各类丛书、类书亦甚多。而合刻本则不多，除李安民集校本外，尚有同治七年(1868年)的金陵书局本、楚北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浙江书局本等，并收入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中华书局辑《四部备要·子部·儒家》。共计十六卷，其中《养正遗规》二卷，《补编》一卷，《教女遗规》三卷，《训俗遗规》四卷，《从政遗规》二卷，《在官法戒录》四卷。除通行本外，另有一种刊本，去《在官法戒录》，改列陈宏谋晚年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辑的《学仕遗规》(四卷，《补编》四卷)，主要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洋布公所振华堂刊本和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图书局本。
陈宏谋是属于世界的
200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先生出版了他集十余年研究之心血，无论从学术水平还是篇幅规模而言，均可称为巨著的《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一书。罗威廉教授是美国新一代中国研究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为什么陈宏谋值得他花十余年的心血进行研究并写成鸿篇巨著，从而使一个200多年前的清代汉族官员走进21世纪的世界视野？答案只能从罗威廉教授的研究成果中去寻找。
在很长一个时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即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是“停滞”的社会，就连马克思也非常形象地把这个时期比作“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把这个时期认定为“无历史的文明”，中国史学家则以一句“闭关自守”来进行概括。罗威廉却是这种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的巨著《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可以说是他对“停滞论”的又一有力的回应。
罗威廉把他对陈宏谋的研究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即把清朝中期以陈宏谋为代表的精英意识形态放到当时那个大环境中，特别是与当时的欧洲相比较。罗威廉认为，陈宏谋关于人和社会认识的基本点，与启蒙时期的许多欧洲学者十分相似，他所涉及的几乎所有主要方面，也是当时欧洲社会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如由印刷技术发展而导致的文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生活中男女角色变化所引发的争论，职业的复杂化,身份等级观念的淡化,以及社会流动的加快，等等。虽然陈宏谋欢迎商品市场，但他像当时的欧洲人一样，力图把市场与个人和家庭关系领域区别开来。他力主在流动社会里建立一种大家共同维护的准则。从经济方面来观察，陈宏谋与欧洲同道的相似则更为显著，如陈宏谋赞赏地方经济的货币化以及追逐利润的动机。罗威廉认为，陈宏谋将耕地所有权作为经济的基础同时又明确支持“市场原则”，从而使他非常接近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在政治领域，陈宏谋非常强调行政的标准化、沟通和提高效率，这正是早期近代欧洲也在逐渐形成的观念。集权的经济控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早期近代欧洲精英意识发展的重要成果。但是罗威廉指出，这种发展并非欧洲的专利，虽然清代中期的正统精英陈宏谋等人并没有把这些观念发展到欧洲那样的系统和圆满，但足以证明，清帝国对欧洲而言并非是“停滞的”和“落后的”。罗威廉指出，18世纪的亚洲和西方交往日益增多，分别都在发展，“如果这两个世界在精英意识上毫无共同之处，倒是真的值得奇怪了”。
在中国，关于陈宏谋的研究成果不多，可以说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但是有关学者已经敏锐地预感到，如果罗威廉关于陈宏谋研究的主要观点成立的话，那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反思、对落后原因的文化探索、对自己思想文化“病灶”的批判等，都需要重新认识。
陈宏谋是广西临桂县四塘乡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殁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陈宏谋从小家境贫寒，他青少年时代苦读苦学，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人生的理想。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他在广西乡试中考中头名举人，当年秋天，在参加全国会试中名列108名，参加殿试中三甲第九名，成为雍正元年进士。陈宏谋在会试和殿试中的名次，算不得是最优秀的，但是他碰上了“康乾盛世”的历史机遇，为官从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到兵部、史部、刑部、工部四部的尚书。清沿明制，不设宰相，以大学士总理国政，遂为宰辅。陈宏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三月升任东阁大学士，官当到位极人臣了。如果仅从仕途来看，陈宏谋也不见得有多少独到之处，因为“康乾盛世”所产生的“贤臣名宦”数以百计。《清史稿•列传》卷三百七《陈宏谋传》篇尾对陈宏谋的评论：“乾隆间论疆史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恒若有余；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于义督军储、策水利，皆秩秩有条理。大受刚正，属史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允随镇南疆久，泽民之尤大者，航金沙江障洱海，去后民思，与江南之怀尹继善、陈宏谋略相等。”这篇史传把陈宏谋与同时代的两江总督尹继善从众多的“贤臣名宦”中提高到最贤者了，但仍与云贵总督张允随“略相等”。后人则把陈宏谋从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六月，他先后担任过浙江、云南、江苏、陕西、河南、两广等十三个行省的布政使、按察使、巡抚、总督等职，并任过扬州、天津、江宁这三个繁杂地区的府道官，总计外任37年，历三府、十三行省，当二十一任官职的经历，总结为其时间之长，职务之繁，为同时代人所不能及。然而，仅凭这些经历，陈宏谋也还不能成为世界的陈宏谋。后人把陈宏谋推崇为历史上的好官清官的典型，他为官廉洁自律，反腐败惩污吏，打击黑恶势力，维护民生，忠君爱民，兴修水利，大办工业等这些鉴定考评似的褒语美言，也还不能使陈宏谋成为世界的陈宏谋。
陈宏谋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陈宏谋，在于他的思想。陈宏谋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存在于他的著作之中。他一生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仍笔耕不辍，著作甚丰，有《培远堂全集》、《五种遗规》等近300万字。尤其是他的《五种遗规》影响很大。《五种遗规》是对前人思想智慧的挖掘选粹，“或嘉言，或懿行，悉皆古人成书，故曰遗规也”。《五种遗规》中《养正遗规》以蒙学少年为读者对象，教他们如何读书、立志，共四卷；《训俗遗规》以士、农、商贾等为读者对象，教他们如何处世做人，共四卷；《从政遗规》是为官者从政而写，要求上副圣训，下符民望，共二卷；《教女遗规》以女孩为读者对象，强调了女德女智教育，共上、中、下三卷；《在官法戒录》读者对象为胥吏，提出“见善而以为法，见不善而以为戒”，共四卷308条。以上人称《五种遗规》。陈宏谋晚年在京辑录的《学仕遗规》，提出仕和学的关系不能矛盾的观点，共四卷，与《养正》、《训俗》、《从政》、《教女》四者合刻成书，亦称《五种遗规》。
到了19世纪20年代，陈宏谋已去世50多年了，当时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在协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时，收入陈宏谋的著述《五种遗规》等达53篇之多，仅次于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著述。到了清末，《五种遗规》被定为中学堂的修身读本。到了民国年间，《五种遗规》被定为官员从政的必读书。1946年在陈宏谋诞辰250周年之际，各界人士在陈宏谋的故乡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而前述《清史稿•陈宏谋传》中与陈宏谋同列为当时“最贤者”的两江总督尹继善和云贵总督张允随早已不为人所知了。
1949年10月以后，陈宏谋的名字在祖国大陆似乎失踪了。“文革”中1966年5月的一天，“红卫兵小将”们奔赴临桂县四塘乡东畔岭，将陈宏谋墓前的翁兽石作、乾隆御赐碑砸得粉碎，又将陈宏谋墓掘开，将陈宏谋的遗骨挖出示众，要其“遗臭万年”。然而就在这时候，人们却在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中，看到了陈宏谋《在官法戒录》的影响。
1993年，时任接力出版社社长的李元君女士在策划出版《八桂俊杰丛书》时，嘱我写一部陈宏谋的文学传记，我欣然应允，这便是1994年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大清名臣陈宏谋》一书。这部传记，恐怕是继《清史稿•陈宏谋传》和清代著名诗人袁枚为陈宏谋作传之后的第三部陈宏谋传记了。
陈宏谋在中国依然寂寞，不料在21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的《陈宏谋：中国十八世纪的精英意识》一部鸿篇巨著，把陈宏谋推向了世界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