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鼐(1827-1909)清末大臣。字燮臣，号蛰生、澹静老人。清安徽寿州(今六安寿县)人。咸丰状元。1864年提督湖北学政，后屡充考试试差阅卷大臣。1876年，与尚书翁同龢同任帝师。主张阅报去皇帝壅蔽，然要严禁“渎乱宸聪”。建议酌置散卿，广集人才，以资议政。甲午战起，力言“衅不可启”，主张妥协。1895年，列名北京强学会。1896年主持官书局。1898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京师大学堂。建议增设中心学堂、速成学校及医学校。戊戌维新时，向光绪帝推荐冯桂芬、郑观应等人的著作，但又奏称康有为“学术不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逃往西安。后授礼部尚书，任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政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等。1907年，任资政院总裁，参与“立宪”事宜。谥文正。
孙家鼐（字系臣，号蛰生、容卿、澹静老人），1827年4月7日－－1909年11月29日。官吏。安徽寿州人。1851年中举人，八年后成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授翰林院编修。1868年，孙家鼐提督湖北学政，任满之后，奉旨入值上书房授读。十年后，授德宗皇帝读。直至1887年，他和资历较深的同僚翁同龢一起教授年轻的皇帝光绪。在此期间，历任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兵部侍郎以及吏部侍郎等职。1890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年后擢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府尹。1894年，孙家鼐强烈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和李鸿章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的见解不谋而合，从而与主战派翁同龢对立。这两位师傅对德宗皇帝光绪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翁同龢凭借口才与众多的门生、故旧占了上风。
1895年战争结束，光绪皇帝开始通过教育试行改革。1896年命孙家鼐筹建政府出版机构，其中包括一个图书馆，一个印刷厂以及一所学堂。1896年中，按照李端棻的建议，光绪皇帝命在北京建立一所大学堂，委派孙家鼐筹建，并兼任管学大臣。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历时两年未能开学。在此期间，孙家鼐任礼部尚书，旋迁吏部尚书。1898年，兼任内办大学士，并受命加速开办大学堂。在1898年6月至9月的“百日维新”时期，设立大学堂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1898年8月9日，“京师大学堂”成立，后为北京大学，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被聘为总教习。孙家鼐卒于1909年，即资政院成立的前一年。身后谥“文正”，入贤良祠。孙家鼐生平简约谨慎，在激进派和保守势力之间，常取中间立场。他和翁同龢是当时最有威望的两位大臣，然而翁同龢的名气大于孙家鼐。孙家鼐赞同1898年的许多新政，但是，他上疏反对康有为的政治理论。这或许能说明维新运动失败后孙家鼐何以能在朝中继续留任。孙家鼐为人谨慎，处事低调，有一次回家乡寿县探亲，惊动了地方官员，大小州官在知州的带领下出城迎接，可只到晌午，还不见这位帝师的影子，这时有差吏说，孙大人早已回状元府了，在场官员无不感叹其为人高洁。孙家鼐在家乡深居简出，有一次晚上去拜访一位老友，回来时遇上了晚间巡逻的都司，孙家鼐背过身去，依墙而走，以示尊敬，可都司认为他是形迹可疑的窃贼，派人将他抓了起来，这位孙大人在路过状元府时，请来管家和看门人来作证，方才得释。第二天，知州，总兵，学正带着都司前来认错，孙家鼐也不恼火，反倒认为这位都司忠于职守，应该奖赏。
晚年的孙家鼐不顾年迈体衰，依然为振兴国家而努力，他认识到兴办实业对国家富强的巨大作用，便先后创办了安阳广义纱厂、阜丰面粉厂、北京自来水厂等企业，为发展民族工业作出了贡献。
1909年11月，孙家鼐病逝，观其一生，他不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开明的政治家，是皖西和中国一位极有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
据说孙家鼐一直是王阳明哲学的信奉者。他的著作绝大部分毁于义和团起义，只有少量奏稿传世。孙家鼐临逝世时的奏折，1909年下半年影印出版。题名《太傅孙文正公手书遗折稿》。
孙家鼐（1827年－1909年），字燮臣，号容卿、蛰生，别号澹静老人。安徽寿州人，晚清大臣。咸丰九年（1859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入值上书房，与翁同和同任光绪帝师。光绪年间，历任工、刑、户、礼、吏五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其间又充管学大臣、查库大臣、会试正考官、会典馆正总裁。
光绪二十年，孙家鼐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力言“衅不可启”，主张妥协，与李鸿章的见解不谋而合。二十四年，京师大学堂 (今北京大学) 成立，任第一任管学大臣，被聘为总教习。三十三年，与溥伦同任资政院总裁，妥拟院章，筹画立宪事宜。
戊戌变法期间，孙家鼐主张向欧美学习，指出“中国以礼教为建邦之本，纲常名义，万古常新”，变法乃维护清廷统治的工具，固有制度不可打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主张不同。二十四年，慈禧与荣禄发动戊戌政变，废除新政，罢免翁同和，囚禁光绪帝，杀“戊戌六君子”。因孙家鼐变法立场较温和，遂未被追究。
宣统元年，孙家鼐病逝，晋赠太傅，谥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