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品知县卖红薯》：喜剧其外正剧其里
彭加瑾
《七品知县卖红薯》剧照：知县唐成（金不换饰）向徐国公（张国朝饰）巧施激将法。
戏曲艺术片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篇章，一九○五年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便是戏曲艺术片《定军山》。而后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楼梦》、《天仙配》、《追鱼》、《杨门女将》等，都是万人争睹、众口交赞的佳作。八十年代前后，尚有《七品芝麻官》、《五女拜寿》、《春草闯堂》等等独步一时。
然而近十余年，戏曲艺术片却似乎日趋式微。影片既少，惊世的佳作更难得见。在我的心头，总怀疑此事可能与我们对民族传统的误解有关；另一原因则在我们多少轻忽了农民观众，而戏曲电影的市场主要在农村。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看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与河南省鹤壁市文化局联合摄制的喜剧戏曲艺术片《七品知县卖红薯》不能不格外高兴。而它又拍得如此之好，则更是让人喜出望外。
表面上，这是一部喜剧。喜剧故事，喜剧冲突，喜剧人物，喜剧风格，都让人忍俊不禁。谁能想到清苑县令唐成押解犯有命案的诰命严雪姣进京复审，途中却接到了“护送诰命”的圣旨。顷刻之间，上下移位，主客颠倒，严雪姣飞扬跋扈。一气之下，唐成贴出“回家卖红薯”的告示，与书童、老班头一起同往京城。
这还只是开场，随后的演出更令人意外，令人发笑。“护送”诰命到了严府以后，唐成被严家兄妹拒之门外。被拒之门外的唐成还不能随意行动，必须随时等待严嵩的传唤。日复一日，形似乞丐、囚徒，唐成冻饿交加，悲愤交织。
但他不是一个悲剧人物，不是一个随便可以打倒的人。他的喜剧性格促使他拿起了智慧的武器去继续战斗。他当街卖起了红薯，并一路卖到了国公府。在国公徐延昭犹豫动摇之际，唐成又以激将法把他“激”上了与强大的恶势力决斗的战场。
我们之所以更愿意称其为“正剧”，是因为一般的喜剧常常为追求喜剧效果而故意设置一些引人发笑的噱头，矛盾虚假，笑料低俗，品位低下；而《七品知县卖红薯》则不然。它让你笑，但并不以“笑”为目的。它的矛盾冲突真实而典型，它的人物生动而逼真，它的意蕴普遍而深刻。以上种种，使你不能以一般的“喜剧”而视之。
这一切，主要地体现在了唐成这一艺术形象的刻画上了。他的性格，可以说既鲜明，又丰富，既可亲，又可敬。他是一个“清官”，秉公执法，为民请命；但他又是一个“平民”，抽烟袋，卖红薯，向权贵抗争，向民女下跪。他与诰命、奸相的斗争，并不仅仅出于对上的忠诚，更多的是出于那颗嫉恶如仇、同情弱小的正义之心。他所以能战胜权贵，伸张正义，主要依靠的，不是自己手中的权力，而是长在自己肩膀上的头脑里的智慧。他的胜利，不是“清官”忠君的胜利，而是斗士正义与智慧的胜利。
传统戏曲难以在现代社会振兴发展，不利的一点即是意识、观念往往落后于时代。《七品知县卖红薯》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与时俱进，在作品中体现了现代意识。
以“平民知县”、正义斗士、聪颖智者的品格、身份，改造传统戏中的“清官”形象，是作品时代感的鲜明体现；而林秀英的中途放弃，又把我们的思考引向了深入。以往的“清官戏”中，受害的群众往往只是清官施恩、施惠、同情、帮助的对象；但在这部作品中，林秀英成了斗争的主体。如果她退出斗争，唐成将一事无成。也正是林秀英与唐成的联手拼搏，最后才使严嵩这座大山轰然倒塌。
影片的结尾也饶有兴味。扳倒了奸相、诰命的唐成没有忘乎所以，他选择了“功成身退”的明智之路。艺术家让唐成回到乡间，做一个传承文化的教书先生。他教给后代的是“做官为民”、“做人清正”。这是简朴的真理，但也是永恒的真理。
正气充盈，正义满身，该片突破了“喜剧”，超越了“喜剧”；因而我们更愿意称之为“正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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