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龚自珍，字尔玉，又字璱人,号定盦（an）；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汉族，浙江（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说家段玉裁之子，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嘉庆十五年(1810)，与表妹段美贞结婚。1813年7月妻子因误诊卒于徽州府署。1815年，续娶安庆知府何裕均侄孙女何吉云。有一子名龚橙。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生于杭州城东马坡巷小采园（今有纪念馆于此），是龚家的长房长孙。6岁随父母租居北京绳匠胡同、潘家河、门楼胡同、手帕胡同和城外上斜街等处。祖父病逝后与家人回杭州守孝。两年后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
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
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
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生平】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嘉庆十五年(1810)，19岁，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②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龚自珍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
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
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
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 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己亥杂诗》自注）。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巨《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盦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一生中因为政治改革而不得不退隐.
【文学创作】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深深为边塞形势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剑”和“箫”、“剑气”和“箫心”来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深为苦闷。在“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天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的现实环境下，诗人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因此，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诗作特点】1、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的统一。
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2、丰富奇异的想象,构成生动有力的形象。
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3、形式多样，风格多样。
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4、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
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文章表现方法】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但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他所谓气体，就是风格，自知缺乏现实社会内容。本集和版本 龚集传世版本甚多，最初有《定盦文集》3卷、《余集》1卷，附《少作》1卷,道光三年自刻本。《己亥杂诗》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龚自珍去世后第二年，魏源所辑《定盦文录》12卷，又考证、杂著、诗词12卷（《定盦文录叙》）。后有《定盦文集》3卷、《续集》4卷，同治七年吴煦刻本。今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定盦文集》4册，涵芬楼影印《定盦文集》3册，均吴煦本。光绪以来至清末，传本益多，有光绪十二年朱之榛《定盦文集补编》4卷；以“全集”名者，有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刻本《龚定盦全集》；有宣统元年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精刊龚定盦全集》；有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本《校订定盦全集》10卷；有宣统二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定盦全集》等。民国以后，有1935年上海襟霞阁本《龚定盦全集》；1935年王文濡编校、国学整理社本《龚定盦全集》；1937年夏同蓝编世界书局本《龚定盦全集类编》等。1959年王佩诤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龚自珍全集》,此本基本上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11辑，第1至第8辑为文，第9、10辑为诗,第11辑为词。
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己亥杂诗两首】【年代】：清
【作者】：龚自珍
【作品】：己亥杂诗
【内容】：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希望统治者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感情。作者于诗中指出要使中国恢复蓬勃生机，必须倚仗一场猛烈的疾风惊雷般的社会变革的震撼与涤荡。并希望最高统治者振作起来，选拔.任用各种治国的英才，给予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从而振兴中国。
【年代】：清
【作者】：龚自珍
【作品】：己亥杂诗
【内容】：
浩荡离愁白日斜（xia），
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已亥：道光十九年。这年龚自珍四十八岁。
“吟鞭”句：谓作者要离开北京回南方。吟鞭：诗人的马鞭。
“落红”二句：谓花朵虽然、委落尘埃，但仍会化作春泥，培育白花的生长。落红：落花，落英，诗人自喻。
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表现了他对京城的眷恋和深切的离别情结；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逃离了令人窒息的樊笼，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回归的喜悦交织在一起。
后两句用“落红”作比，表明自己的心志，在形象的比喻中，自然而然地融入议论：自己愿像护花的春泥一样始终关注民众心系国家。这种勤勉忠诚的精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这两句诗也包含深刻的哲理，常用来比喻为追求美好事物而勇于献身的崇高精神。
这首诗写出了作者辞官南归的痛苦心情，同时也表述了自己虽辞官回家，也不畏挫折.不甘心沉沦，仍会关心国家大事的愿望。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时时处处以国事民事为重的爱国情怀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病梅馆记】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清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奴役人民,一方面以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选用人才的法定文体,以束缚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镇压知识分子.在长期严酷的思想统治下,人才遭受严重的压抑和摧残.本文写于1839年,正是鸦片战争前夕,作者托梅议政,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束缚人们思想,压抑,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作者要求改革政治,打破严酷的思想统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龚自珍纪念馆】龚自珍纪念馆位于杭州城东马坡巷6号小采园内，占地六百多平方米，1990年开馆。龚自珍，名巩柞，字璱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和林则徐等人共同开启了抨击时弊，抗御外侮，通经致用的进步思想，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龚自珍纪念馆 建于清末，属中式宅院，为清代桐乡人汪维所建“小米山房”，俗称“小米园”。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出生于马坡（婆）巷。龚自珍（1792-1841），道光九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学务博览，所作诗文极力提倡更法，改革图强，“以朝章国政世情民隐为质干”，“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著有《定庵文集》，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龚自珍虽自11岁随父亲去京，久居在外，归杭次数不多，但对家乡眷恋之情在诗中时有流露，“从此与谁谈古外，马婆巷外立斜阳”。1988-1989年，小米园整修后作为龚自珍纪念馆。馆占地约0.7公顷，建筑面积498平方米，已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馆主体是座清代风格的两层楼房，上下五开间，兼有耳房，雕梁画栋，古朴典雅。馆内正厅安放龚自珍半身古铜色塑像，四周悬挂沙孟海、赵朴初等名家提写的匾额、楹联。四个展室，陈列了龚自珍生平图文简介、大事年表、史料、龚氏年谱、诗选和后人研究文集等。庭院内小桥流水、假山亭榭，在花木衬托下，富有古典园林的特色。他的作品尤其受老年人喜爱。
【龚自珍之痛】“薮泽无才盗”，是晚清大诗人龚自珍针对当时中国人才极度匮乏所发出的感叹，为此他写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让龚自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去世不到20年，他所“呼唤”的那个“才盗”、那个“杰出的强盗”就诞生了。而此人，正是他的儿子龚橙。
龚橙是龚自珍的长子，字孝拱，号半伦。中国人讲究“五伦”，可这位龚大公子除了自己的小老婆，别的通通不爱，故自号“半伦”，真是“坦诚”得让人佩服。龚半伦虽放荡不羁，可并非不学无术之徒，相反他自幼聪颖，“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少时即“沉酣其中”。
龚半伦虽家学渊源，又有严父亲授，却生性狂傲、喜空谈，世称狂士。为此，龚自珍曾多次劝勉儿子要踏实做学问。可惜，龚半伦辜负了父亲的期望。后来他流落到上海，依然放荡不羁，挥霍狎妓。
如果仅仅做一名“狂士”，倒也罢了，偏偏这位龚公子在走投无路之际投靠了英国公使威妥玛。龚半伦流利的英语，让这位公使大为惊叹。威氏对他极为赏识，给了他很高的待遇，行动有护卫跟从，月致万金。包括公使本人在内，上上下下都恭敬地称他为龚先生。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龚半伦为洋人效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据《清朝野史大观》、《圆明园残毁考》等载：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龚半伦随英舰北上来到北京后，将辫发盘到头顶，戴洋人帽，穿白色西装，出入洋兵营盘，狐假虎威，好不得意。随后，他将联军引进圆明园，并抢先一步单骑直入，取珍宝重器以归，大发横财。然后，就有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大火……这场大火燃烧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天还烧得所有的中国人心痛，也让世界上所有有良知的人心痛。
与龚半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父亲龚自珍。父子俩一个爱国，一个卖国，一个名垂青史，一个遗臭万年。清人赵翼说，名父之子多败德，这虽然不是必然规律，但名父不幸而有逆子，按照“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龚自珍自然也难辞其咎。
与几乎所有卖国贼一样，这位“杰出的强盗”最后也没能逃脱上天的惩罚。史载，龚半伦晚年生活极为潦倒，靠典当家私过活，最后因精神失常发狂而死。看来，即使是自称“半伦”的人，也仍然无法逃脱良心的谴责。或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谴吧！
龚自珍死因及“丁香花公案”
1841年农历八月十二，离中秋节还有3天，诗人龚自珍在江苏云阳书院暴死，享年49岁。死因颇多猜测，一说他跟亲王奕绘的小老婆顾春私通,被奕绘之子毒死，史称丁香花疑案。
清代道光年间，北京城里暴出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排闻，人称“丁香花公案”，案中女主角是贝勒王的遗妃顾太清，男主角则是一代文豪龚自珍。公案乃由一首闲诗惹起，经过某些热心人一渲染，变得香艳炙口，亦假亦真，反正最后的结果是王妃顾太清被逐
出王府、从此沉落市井，龚自珍则引疚自责，惶惶离开京城。
清朝贵族满人一向以崇尚弓马为习俗，入关时间长了，才慢慢接受了一些汉族博大文化的熏陶。清代文坛鼎盛，但有名气的满族文人终是寥寥，要说在诗词方面占有一席之地的满人，一般就认为只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成容若就是纳兰性德，乃康熙年代的大词家，太清春则是“丁香花公案”中的主人公顾太清了。
顾太清名春字太清，本属满州西林氏，因自小父母双亡，由家在苏州的姑父姑母抚养长大，便随了姑父姓顾。姑父是个汉族文士，在他的影响下，顾太清从小就接受了诗词的教育，凭着天资慧敏，所作诗词新颖精巧，在江南闽秀文坛中堪称魁首。因了江南青山秀水的滋润，顾太清生得苗条身段，雪肌滑肤，水汪汪的大眼睛，弯弯的柳叶眉，一口纯正的吴侬软语，虽是旗人血统，但看上去完全象一个地道的南国佳人。
一次，贝勒王奕绘南游来到苏州，在当地满族文人为他特设的接风宴上见到了正值妙龄的顾太清。奕绘是个嗜弄文墨的八旗子弟，生性风流调优，惊讶于顾太清一个满族姑娘竟然诗词可嘉，而容貌又是这般明丽可人，不由得动了心意。这时奕绘的正室福晋妙华夫人在不久前病殁，他此次南游，既是散心遣愁，也有重觅新爱之意，老天让他在这里认识了满身灵气的顾太清，真是机缘天成！奕绘在苏州盘桓了一段时间，着意与顾太清交往，越看越可心，于是决定纳她为侧福晋，也就是侧王妃，不久就携她一同返回了京城。
要说顾太清与贝勒王奕绘有缘，那可是真的。从两人的名字来看，一名春，一名绘，妙笔绘佳春，岂不是人生美事？奕绘的字是太素，太素配太清，气韵相宜，正是天作之合。在城西太平湖畔的王府里，两人吟风弄月，日夕酬唱，宴请文友，优游林泉，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奕绘把所有的宠爱都集中到了顾太清的身上。
且看他们两人的诗词集，奕绘时诗集取名为《流水篇》，顾太清的则称《落花集》；奕绘的词稿名《南谷樵唱》，顾太清的则称《东海渔歌》。“流水”对“落花”，“南谷”对‘东海”，“樵唱”对“渔歌”。仿佛是一对比翼的双燕，同起同落，同飞同止，
足见两人的伉俪情深。
奕绘与顾太清皆非尘世俗人，凭着贝勒王爵的优越条件，他们无需为生计而奔波，又能看穿名利之累，寄情山水诗词间，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在这种甜蜜生活的滋养下，顾太清的词作象雨后的春笋，源源不断地涌出，而且每出一词，都成为京都文人争相传
抄的佳作。她的词如行云，如流水，挥洒激荡，颇有大家手笔，试着其中两阕：
南柯子
溪谷生凉意，肩舆缓缓游，连林梨枣缀枝头，几处背荫蓠挂牵牛。
远岫云初歇，斜阳雨乍收，牧踪樵径细寻求，昨夜骤添溪水绕屯流。
浪淘沙
碧瓦指离宫，楼阁玲成，遥看草色有无中，最是一年春好处，烟柳空蒙。
湖水自流东，桥影垂虹，三山秀气为谁钟？武帝旌旗都不见，郁郁蟠龙。
这种令人陶醉的日子过了九年，顾太清甚至都快忘记了世间愁为何物。然而好景有限，天妒良缘，贝勒王奕绘突然一病不起，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抛下了爱妻顾太清和一双儿女离开人世。
丈夫骤亡，顾太清一时间茫然无措，总觉得这不是真的，也许一觉醒来丈夫就会出现在眼前。年幼儿女的哭叫把她拉回无可更改的现实，她无法逃避，儿女还需要她做依靠。那一段时间，她深居简出，沉默寡言，除了安顿和教育孩子，就坐在书房里重读丈夫留下的诗词，回味那些烟消云散的美好时光。顾太清华年失夫。招来京城文人墨客的不少怜惜和关注，许多名士投诗相慰，可这些都给不了她多大的帮助。
道光十八年，也就是顾太清守寡的第二年，她遇到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杭州有个风流文人陈文述，继袁枚之后大倡闺秀文学，培养了一批吟诗作对的女弟子。这年他突发雅兴，出资为埋骨西于湖畔的前代名女小青、菊香、云友等人重修了墓园，在当地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为此他的那帮女弟子争相题诗赞咏，陈文述准备把这些诗编集起来，刊刻成册，取名《兰因集》。为了抬高《兰因集》的声望，他让自己的儿媳周云林去央托表姐汪允庄，向大名鼎鼎的闺秀文坛之首顾太清求一首诗，以收入诗集中为诗集增色。汪允庄是顾太清做姑娘时的闺中密友，她特地从苏州赶到京城，奉托请顾大清赐诗，谁料顾太清对这类故作风雅的事情根本不屑一顾，害得江允庄只好悻悻而回。
然而，《兰因集》刊行后，陈文述特意托人送了两本给顾太清，里面竟赫然出现了署名顾太清的“春明新咏”诗一首。顾太清哭笑不得，觉得此事太过荒唐，便回赠了陈文述一首诗：
含沙小技大冷成，野骛安知澡雪鸿；
绮语永沉黑闇狱，庸夫空望上清宫。
碧城行列休添我，人海从来鄙此公；
任尔乱言成一笑，浮云不碍日头红。
诗中将陈文述庸俗鄙劣的神态刻画得活灵活现，陈某见诗后气得直翘胡须，可又奈何不得顾大清。这些事似乎就这么在轻笑浅骂中过去了，却不知一颗灾祸的种子已就此悄悄埋下。
随着时光的推移，丈夫离世的阴影在顾太清心中渐渐淡隐了一些，她又开始恢复了与京中文人雅士的诗词交往，太平湖畔的王府里又重新焕发了活力。与顾太清交往密切的诗友中，就有当时名扬天下的大文豪龚自珍。龚自珍是浙江人，出身于书香世家，才华横溢，著作等身，他的诗词灵逸而深峻，深为顾太清欣赏。象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而护花！”之句，顾太清觉得简直可以作为自己此时生活情景的写照，她的辉煌时代已勿匆而过，现在纵使化为春泥，也可以好好栽培自己的儿女呀，诗句教会了她无怨无悔。
龚自珍进士及第后被授为内阁中书，现在已升为宗人府主事，这是个清闲无事的职位，这位江南才子才华无以施展，只好寄托于诗词之中，因而成了顾太清家中的常客。
顾太清品性端庄肃洁，虽然是寡居之人宾客盈门，却坐得稳，行得正，以诗词会友，别人没有闲话可说。
然而就在奕绘王爷去世的第二年，一场波澜兴起，最后竟成了顾太清的灭顶之灾。
这年初秋，龚自珍写了一首“己亥杂诗”，象他的其它诗作一样，很快就在京城文人中传抄开来，诗是这样的：
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在诗后还有一句小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太平湖畔距贝勒王府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茂密的丁香树，开花时节，清香袭人，袭自珍常留连其间，所以有了这首诗。诗中提到的“缟衣人”是谁呢？人们猜是顾太清，因为她住在“朱邸”王府中，又常着一身白衣裙，她与龚自珍是诗友，龚氏写成诗作，递给她品析，本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风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年受到过顾太清讥讽的杭州文人陈文述这时到了京城，他也看到了这首“己亥杂诗”，他没从诗中品出什么意境，却找出了一些微妙的把柄；大家都默认诗中的“缟衣人”是顾太清，而顾大清又名“春”，诗言“梦见城西门苑春”，表面上是梦见丁香花，可骨子里谁知不是梦会顾太清呢？恰好龚自珍在写了这首“已亥杂诗”后不久，又有一阕记梦的“桂殿秋”词传世，词云：
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谧四无邻；九霄一脉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
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扁几万重。
“哈！这些不是月夜幽会的写照吗？”陈文述象发现了什么宝贝似地高兴起来，他将忆丁香花的诗和记梦的词妙巧地联系起来，再稍加注释，就制成了龚自珍与顾太清偷情的凿凿铁证。
很快，京城里流传开了有关顾太清与龚自珍的绊闻，人们对这一类的消息本是十分热心的，再加上一些无聊文人的煽风点火，很快就将事情编造得有滋有味，有凭有据。
不怕你龚自珍、顾太清能妙笔生花，就算你有一万张嘴，这种事情总是说不清。于是流言飞语、指责叱问向他们袭来，让他们毫无招架之力。
最后，龚自珍被逼得无安身之处，只好带着一车书，郁郁地离开了京城。龚自珍一走，似乎传闻更成了事实，顾太清有口难辨，终于被奕绘与妙华夫人所生的儿子载钧逐出王府，在西城养马营租了几间破旧的屋子，安置自己和一双可怜的儿女。
从富丽堂煌的王府一下子落到风雨难敞的旧屋，还有那躲不开的鄙夷和讥讽，顾太清彻底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一死追夫而去是何等的轻松痛快，可看着一双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儿女，只有忍辱耐贫地活下去，有泪也只能向诗中诉说。
陋巷数椽屋，何异空谷情；，
呜呜儿女啼，哀哀摇心旌。
几欲殉泉下，此身不敢轻；
贱妾岂自惜，为君教儿成。
一场无中生有的“丁香花公案”，无端地把顾太清抛到了生命的底层。一次失夫，一次受冤，她已万念俱灰，只把希望寄托在一双儿女身上，勉力完成“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使命。
渐渐地，她的心在清贫的生活中得到了超脱，能够安详地对待一切苦难，无大喜无大悲，只要心定气闲，繁华和清贫也就没有了多大的区别。这种心境全在她的一首诗里。
一番磨炼一重关，悟到无生心自闲；
探得真源何所论，繁枝乱叶尽须删。
其他说法：
一说死于权贵穆彰阿之手，一说被青楼女子灵箫和小云毒死，—说是荣亲王府派来的杀手。晚清小说《孽海花》则以龚自珍儿子的口吻说，他被宗人府的同事，用毒酒毒死了。
【龚自珍故居】龚自珍，字尔玉，又字瑟人，号定庵，更名易简，又更名巩柞。清代思想家、文学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和林则徐等人共同开启了抨击时弊，抗御外侮，通经致用的进步思想，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龚自珍故居占地600多平方米，现为龚自珍纪念馆。纪念馆主体是座清代风格的两层楼房，上下五开间，兼有耳房，雕梁画栋，古朴典雅。馆内正厅安放龚自珍半身古铜色塑像，四周悬挂沙孟海、赵朴初等名家提写的匾额、楹联。四个展室，陈列了龚自珍生平图文简介、大事年表、《定？刻本》、史料、龚氏年谱、诗选和后人研究文集等。庭院内小桥流水、假山亭榭，在花木衬托下，富有古典园林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