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姓名：朱山
性别：男
民族：汉族
籍贯：四川江安
出生年月：1886年
牺牲日期：1920年9月
生平出生于书香世家。幼年入私塾读书，稍长，跟随舅父汪仲器学习数学。1902年考入广州“教忠学堂”读书。在此接受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教学方针的综合教育。并与同学组织“群智社”，阅读《天演论》、《民约论》和《万法精理》等著作以及《浙江潮》等革命书刊。1904年参加广东官费赴日留学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攻读经济专业。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等革命志士，目睹清政府腐败，萌发了反清革命的思想。1905年7月参加筹建中国同盟会的会议，成为同盟会发起会员。8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被选为总部评议员兼书记。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从1905年到1908年，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包括《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土地国有与财政》、《心理的国家主义》等，用以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改良派的反革命谬论，说明清政府是内忧外患的祸根，力主以革命求共和，反对改良主义。1906年初，还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片断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及《资本论》的某些内容，成为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者之一。是年，由日本归国，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政法学堂及方言学堂任教。以教员职务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联络爱国分子，并发动民军，准备武装起义。1907至1911年间，革命党在东南沿海发动起义十数次，他“无一不与”，不但参加和策划，还亲自冲锋陷阵。1907年参与刘师复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行动，1908年11月，与赵声在广州策划新军和巡防营起义，还是1910年2月“新军之役”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11年初，同盟会领导人决定集结东南各地之革命精英，发动一次重大起义，他负责联络广州附近各县的绿林、公党分子响应。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他用剪刀剪去长衫下截，手执两枚炸弹，与黄兴率“先锋”队员130人一起勇猛地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在激战中负伤多处。起义失败后，流亡到香港。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广东发动民军响应，对促成广东“兵不刃血”而光复，起了重大作用。之后，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掌理机要，兼管陆军，计划财政，维持治安，改编民军。南北和议达成后，被委为广（州）阳（江）绥靖督办、军政府审计院长、军法处长等，这期间勤奋工作，希望以自己的积极行动，创造一个“廉明”的政府。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广州到上海，嗣被袁世凯通缉，与孙中山一起流亡日本。1914年5月，《民国》杂志在东京创刊，他写了《未来之价值与前进之人》、《无内乱之牺牲》、《暴民政治者何如？》、《革命与心理》、《开明专制》等文章，揭露袁世凯的反革命独裁统治，号召人们捍卫共和。旋奉命返粤，与邓铿策划反袁起义，又主持驱逐龙济发的军事行动。由于所联络的各路民军起义时间不一致，以致失败。此间还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为宣传革命，筹措经费，组织联络反袁斗争的力量而奔走。1915至1916年，在广州及东莞、阳江、雷州等处，陆续策划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17年7月，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官及机要秘书。1918年5月，随孙中山到上海，协助办理海外侨胞捐款事宜，并担任与福军及陈炯明的联络，准备驱逐窃踞广州的桂系军阀。1919年秋到1920年夏，多次到福建漳州与陈炯明策划，并与在粤的魏邦平、李福林联络，积极从事驱逐桂系军阀的军事活动。此外，还协助孙中山撰写《孙文学说》及《建国方略》，并参加《民国日报》、《建设》杂志的编撰工作，发表抨击军阀统治的文章。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后，著文予以热情赞颂，并致力于研究和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经验，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以有主义之民意推倒武力”的结果。同时努力学习俄文，准备亲赴俄国考察。“五四”运动爆发后，从进化、发展的观点，肯定这一运动，并赞同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支持白话文运动。随之，在新的形势下，探索中国革命面临的新课题，提出了一些接近新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1920年6月，再次被派赴州漳，敦促粤军陈炯明西进讨伐桂系军阀。旋赴广东联络国民党旧部和民军。在他的策动及民军纷起的压力下，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宣布独立。9月21日，他到虎门调停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被桂系军阀杀害。为了表彰他对革命的贡献，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廖仲凯等于1921年10月发起建立“执信学校”（今为广州执信中学），以志纪念。1921年上海建设社出版《朱执信集》，1979年中华书局重印。
功绩原籍浙江萧山，生于广东番禺。近代民主革命家。1902年入广州教忠学堂，组织群智社，探求新知识。1904年官费与古应芬，汪精卫、杜之林、胡汉民同时考赴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攻读经济。他主修法政经济，并攻数学、医学，通英、日两种外语，这时期的勤奋学习，为后来所从事的理论工作打下良好基础。他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及许多留学革命青年，接受了反清的革命思想。１９０５年７月加入中国同盟会，被选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主要撰稿人。以蛰伸、县解笔名在《民报》上发表多篇政论文章，批驳保皇论调，阐发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尤其侧重阐发民生主义，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一些内容。
从１９０５年起，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改良派的谬论，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卖国的清政府，创建独立的“中华共和国”。
１９０６年１月，朱执信写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片段，希望社会主义学说“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译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还不能作出正确解释，但仍不失为近代中国最早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介绍给中国人的作品
1907年朱执信回国，在广东高等学堂、广东法政学堂和两广方言学堂任教，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10年参与策划广州新军起义。次年4月参加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逃亡香港。武昌起义后在广东发动民军起义，朱执信在广东发动民军会攻省城，迫使清水师提督李准投诚，对于促成广东“兵不血刃”而光复，起了重大作用。广东光复后任军政府总参议、广（州）阳（江）军务处督办、广东审计院院长。宋教仁案发生后力主整顿加强军队，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坚持反袁斗争，加入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
民国二年（１９１３）“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执信与廖仲恺前往日本，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１９１４年９月奉命返粤，协助邓铿主持广东的讨袁军事，并受邓委派前往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筹款，继又主持驱逐袁世凯心腹、粤督龙济光的军事活动，由于所联络的各路民军举义时不一致而失败。１９１５年１１月，奉孙中山召请赴日本筹商讨袁军事，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１２月受命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积极开展讨袁活动。
与此同时，朱执信仍坚持理论宣传活动，为《民国》杂志撰写了许多捍卫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的政论。在《无内乱之牺牲》、《暴民政治者何？》及《革命与心理》等文中，揭露了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罪行，驳斥了当时反动分子把革命者及其主张诋毁为“暴民”和“暴民政治”的谬论，反复指出“民心恶袁”，坚信民主革命必然胜利。
1917年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兼掌管机要文书。次年到上海，协助孙办理华侨捐款事宜和撰写《建国方略》等，担任《星期评论》、《建设》杂志编辑撰述工作，参加新文化运动，赞扬布尔什维克精神，攻读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
１９１８年５月，由于滇、桂军阀破坏，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孙辞去大元帅职。朱执信随其离开广州到上海，协助办理海外侨胞捐款事宜，并担任与福军及陈炯明军的联络，准备驱逐窃据广州的桂系军阀。“五·四”运动期间，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发表《革命党应该如何》等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同时，奉命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担任编辑撰述工作。
1920年朱执信奉命赞助漳州护法区建设，敦促粤军回师驱逐桂系军阀，又赴广东发动各地民军。9月21日在虎门调停丘渭南部和邓钧部的矛盾时被乱枪击中牺牲。噩耗传到上海，孙中山如失左右手，称赞其为“最好的同志”、“中国有数人才”。1921年2月27日孙参加朱执信追悼大会并撰写挽文。10月1日广州执信学校开学，孙中山亲临致词，称颂其为“革命实行家，又为文学家”。著作编为《朱执信集》。
朱执信生平著述甚多，以蛰伸、县解、去非、前进等笔名撰写大量政论文章，载诸国外者有仰光、雪梨、新加坡各埠报刊，国内则见之于《民报》、《民国杂志》、《上海晨报》、《星期评论》、《闽星杂志》、《建设》杂志。遗著编有《朱执信集》。
朱执信的读书方法如前所述，朱执信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思想准备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即青少年时代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改革书籍的阶段和留学日本阶段，这两个阶段都离不开读书。正因为朱执信读书读得好，才使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思想水平高于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成为当时中国青年的“潮头”人物。
朱执信读书读得好，读出了成效，除了他聪敏过人，领悟能力强，记忆好这些先天条件外(他留学时学的日语，归国后依然能熟练运用，由此可见他记忆力之好)，还与他成功的读书方法是分不开的。那么，朱执信有什么学习“秘诀”呢?对此，戴季陶曾作过精辟的概述：“他那研究学问的智慧和热诚，真是我们几个常在一块的朋友所不及的。读书的量，我不及他，读书的理解力，我也不及他，至于讲到智识行为结合一致的意力，更是我们所万万不及他的。”由此可见，朱执信读书有三点宝贵的经验：一是读书的面比较广，涉猎古今中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种知识；二是对学习有强烈的兴趣，读书时有刻苦钻研的“定力”；三是在读书时勤于思考，结合实际，通过理解而激发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对此本书前文已有一些零星的叙述，现再集中介绍一下。
先看朱执信的博学。胡汉民在谈到朱执信读书的情形时说：“先生通诗书以外，兼通数学及许多科学，却都是自修得来的，并不是从师而学的。” “当先生留居日本时，早不干科学那一套，也久不弄数学了，而有些在日本数学院专攻数学的人，却来请教先生的数学，问起先生数学的学校进修来，不过在中学时代学过一二年罢了，举此一端，就可见先生的悟性和记忆力的确十分过人，先生学英文一年，便能看书。”朱秩如介绍得更为详细：“先兄友而好学，四书五经、通鉴、二十四史、内经皆烂熟于胸中，十六岁始习数学于从舅汪仲器先生，但自弧三角以上至微分积分及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等，则自读书籍而习之，每夜研钻，非至四更不就寝，不独能忆各公式，且深明各公式由来之原理，与其应用之范围。不独谙新式之算法，各正史之天文志律历志周髀算经勾股开方捷术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中西算学大成华蘅芳梅定九算书则古昔齐算术等，自古代以至前清时代诸算书，无不探其奥蕴。……渡日本后，又广购东西洋数学名家之著书而读之，尤好演算难题，算思苦索，废食忘寝，凡与数学有关之科学，如天文学力学之类，亦皆通晓。”朱执信的学习范围是十分广泛的，甚至对古碑帖也十分感兴趣，1912年，他收集了不少唐昭陵碑及金朝碑的拓本，一有空就抚玩欣赏，还不时临帖习字，雕刻图章。他在法政学校担任教员时，还喜欢武生剧，尤其喜欢一位名叫新华的演员扮演的《杀子报》，不时还仿效武生的唱腔，引吭高歌。
由于朱执信读书的面比较广泛，既有社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同时掌握了英语、俄语和日语，而且通晓书法、篆刻，因而，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均衡、全面，形成了一个坚实的“立体工程”，成为一个“全才”青年，这为他以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上的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看看朱执信的强烈学习兴趣和学习“定力”。朱执信之所以能够广博地学习，是因为他有强烈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又使他在学习中不怕困难，刻苦攻读，具有如钉子般精神的学习“定力”，前文所叙述的朱执信所掌握的坚实的数学知识，是由于他在兴趣的驱动下主要靠自学而掌握的。
朱执信十岁的时候，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后，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看《汉书》和《史记》，直到太阳落下去了，看不清书页的字，才回房间休息。年仅七岁的弟弟不理解兄长为何读书如此着迷，便询问兄长，朱执信说：“这些书中的历史故事，太吸引我了，像一块磁石吸住我的心。”朱执信小时候跟父亲学书法时，也是天天苦练不辍，有时练了几个小时后还舍不得搁笔，连平时教子严格的朱棣坨先生也有些于心不忍，便说：“大符，你不要练了，休息一下吧!”朱执信仰起圆圆的脸对朱棣坨先生说：“父亲，我不累，这临帖有趣得很呢!”说罢，又埋头练起字来。
由于浓厚的兴趣，朱执信读书，有时到了痴迷的地步，因而闹出一些笑话。他十余岁的时候，爱读王安石的书，因仰慕其高尚的节行，也仿效王安石久不沐浴的习惯。姐姐多次劝他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要经常洗澡，但他却听不进去。直到去日本留学后，接触到西方的文明，才改变了这一习惯，天天沐浴，衣服整洁，比其他同学更注重个人卫生。朱执信学习王安石连他的缺点也仿效，这种爱屋及乌的做法，虽然有些偏颇，但对于一个十岁的少年来说，是可以理解的。而他这种“痴迷”，正是他刻苦攻读的动力，充分体现他强烈的求知欲。
朱执信读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勤于思考，善于融会贯通，因而有创见性。朱执信之弟朱秩如对此曾有过生动的回忆：“先兄好读史而不甚好训诂之学，好古文诗而不好八股文试帖诗，好临帖习字而不好习大卷泰，故其应各书院文试，常以史论算学等科获奖于菊坡精舍学海堂，而以不善八股文试帖诗大卷字，不售于越华粤秀等书院，时吴玉臣先生掌应元书院文衡，先兄借他人名以应考(因应元书院只许举人应试)，以深通斯密亚丹等西洋学者之学说，故大蒙赏识，常列前茅。”尽管朱执信不甚好训诂和八股文，但他这种“不甚好”是源于他对这些学科的研读，正是在研读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些学科程序死板、僵化，容易窒息人的创造性思维，所以采取批判的态度。朱秩如还回忆道，朱执信在书院读书时，曾写一篇洋洋万言痛陈时政的论文，而阅卷者是守旧派，在文章中批道：“胸中一壶泥而尘。”但此文却被学友们争相传阅，赞叹道：“文中吹来清新风。”
由此可见，读书与实践结合，学以致用，是朱执信创造性思维形成的重要基础。读书要做到融会汇通，读出创见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朱执信通过对科举制度弊病的批判，认为知识必须与现实相结合，才是真学问。否则，就是科举制度培养的“只有学问不会办事的书呆子”，“这样的学问就‘悬空’了，是‘死的学问’。”他在《求学与办事》一文中认为：“真正的学问，是要同社会有脉络贯通的，同实际生活联系为一气。没有办事，他这学问就悬空了。所以，这些在国内国外毕业了的人，不去尽他社会上应有的职务，那就是把所有的学了的学问，都变做死的学问。”朱执信的创造性思维，对他日后的革命活动，尤其是指挥军事行动，带来莫大的好处。如前所叙，朱执信青少年时代读书是很用功的，看起书来连饭都忘记吃，可是他看的书也只限于社会科学、文学和自然科学，至于军事理论却不曾看过。但后来在攻打绿林头领王和顺和收复虎门之役，都是朱执信独自指挥的，所有的命令也都是由他发下的，当时他身边并无参谋，并无一个军事专家。可是敌军的指挥官是久在戎行，久历战事的，作战经验要比朱执信丰富得多，军事专门学识也比朱先生懂得多，但是竟然败在朱执信手里，岂非一件怪事?其实，说怪不怪，这就是由于朱执信创造性思维的魅力，他具有触类旁通的能力，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思考、判断，作出决策，不断总结经验，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官。这在历史上开创—了“一个书生打退横行国内的军阀”的先例，实在是一种美谈!
朱执信读书的三个特点，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广泛地学习产生学习兴趣，学习兴趣形成刻苦攻读的“定力”，而这种“定力”又促使学习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而形成良性互动，这种“互动”催开了人类智慧的花果：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和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