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要成员段锡朋、周利生、程天放、洪轨、巫启圣、曾华英、熊育钖、王礼锡、王冠英、罗时实、贺扬灵等。
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催垮。AB团的创建人段锡朋在1931年曾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 ”。
AB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无论是后来把持江西国民党党务，致力于打击AB团的汪精卫改组派，还是再后来大力肃清AB团的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得到AB团仍然存在的真凭实据。在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借口，后又成为共产党内部整肃的理由。
富田事变江西省吉安县的西部疆域，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与吉水、泰和、兴国、永丰四县接壤。座落在这带状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个由十多个小村组成的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五县交汇处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这儿爆发了震惊党内外、军内外的“富田事变”。从此，赣西南这个平平常常的村庄，便被历史之刀，极其悲壮地镌刻在中国现代史上。建国以后，作为“中央苏区”的江西省，很多区、县被视为“老区”，给予了许许多多的特殊照顾。而富田，尽管它所属的吉安县和四邻的县、乡都属于“老区”，惟有它被排斥在外，成了当年一大片“红区”中小岛状的“白区”。其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因为这里发生过“反革命的富田事变”。
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打吉安，破获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部分材料，其中一部分是AB团档案，牵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
当时在苏区已经有一些反特、肃托的呼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派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率红十二军一连士兵，于1930年12月3日下午，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前往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富田，到当时江西省行委的所在地富田抓捕怀疑是AB团的分子，让他们交待谁是AB团，从黄陂到富田不过一百多里，由于敌我形势犬牙交错，白区和红区如插花的拼盘，这一连人整整走了四天，于7日下午3点才到达目的地。
李韶九抓捕手段非常残酷。严刑之下，交待出来一二百人。接着继续抓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赣西南特委仅在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就枪杀、逮捕了部长6人，嫌疑犯六七人和25%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肃反的淫风恶浪袭向主力红军。在不到30天内，红一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000余名指战员被抓。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1930年12月上旬，鉴于敌情紧急，毛泽东、朱德率总前委奔赴前线，指挥作战，把改造赣西南组织的任务交给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李韶九，又名李柏成，湖南嘉禾北街人，当年只有26岁。1930年12月5日，他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军整肃AB团。李韶九到达富田，立即逮捕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仅在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和政治保卫队即破获“AB团”120余名。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总前委希望通过肃反来清除内部隐患，挽救赣西南地方党和政府的“危机”，12月8日又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到富田，加强肃反的领导力量。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事态越来越扩大，终于导致红二十军哗变，他们认为主要就是毛泽东干的，毛是许克祥第二。宣布脱离一方面军。这就是富田事变。
事后处理富田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认为他们的这些做法有些过分，所以派段良弼去上海向临时中央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汇报，一方面检讨自己，一方面说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事情的处理上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红一方面军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他们是反革命暴动。苏区中央局的看法和红一方面军不一样， 项英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张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段良弼到了上海以后发现有问题，从此消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一个中央代表团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撤消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直接处理富田事变。
首先把事变的领导人都逮捕，第一个枪毙的就是刘敌，紧接着就把其余二十多个人都枪毙了。然后把红二十军从前方调到后方，包围了全部排以上的干部七八百人，包括军长全部杀害（只有两个人逃脱。一个是172团副官叫谢象晃，后来当了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八十年代当过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有一个是排长叫刘守英，后来当过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牺牲了）。红二十军番号从此取消。此后就开始在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
最早关注这个历史问题的是江西省委党校教员戴向青教授。“文革”前他在赣南老区搞调查，发现老区人没有不知道AB团的。从一九七九年底开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赣南收集材料，走访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并且发表了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此后，关于富田事变的争论得非常激烈，一种观点是维持原案，认定事变是反革命事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完全是个冤案。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被选为全国党史研究会理事，有机会接近研究会顾问萧克，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萧克指正。萧克赞同戴向青的看法，他当年就在中央苏区，亲身经历过历史，非常清楚这个事情。他认为江西富田事件和苏区肃反的问题必须要澄清。事情终于引起中央最高层的注意，胡耀邦明确说，这个问题该解决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责成当时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到湖南、江西调查，专门调查“富田事件”问题。这个工作做了大概有好几个月，整理出AB团和富田事变两个材料，上报中央领导人。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开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同意上报材料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并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起草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富田事变复核小组，以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又查阅大量材料，把当年段良弼给临时中央的报告都找出来了。这个报告非常关键，叙述了整个“富田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证明段良弼和刘敌等根本不是“AB团”。一九八九年春夏，复核小组将平反文件上报中央。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结果。
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有一个新说法：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平反。但是学术界对此并不满足，因为任何一个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都应该有中央的正式文件，而这样的文件因为某些人的干预迄今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