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宣队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简称也见诸正式报道，但更接近日常口语。被称为工人阶级管理上层建筑的文革“新生事物”。
1968年夏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完成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各地两派的武斗，仍然影响着政治局面的稳定，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恢复。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解散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上缴枪支弹药。同时毛泽东向武斗严重的高校及中学派驻工宣队，以从源头上制止武斗，统一、协调学校中两派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和冲突。除了组成人员不同外，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一样，而且它所拥有的权力还更大。
1968年7月26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13日接见工宣队代表，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给工宣队以强大的政治支持。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派驻工宣队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仅9月5日后的一周内，上海市就选调了3.1万产业工人进驻全市10个区的513所中学、129所小学。
除了学校，他们还被派遣到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科研院所、医院等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的上层建筑单位，城市街道和上述单位的五七干校。远离城市、产业工人不多的地方，这一角色则由农宣队（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充任。
要求选派的工宣队员是产业工人（家庭出身好）、党员、有文化，老中青三结合，没有派性。在学校以政治领导为主，“不要陷于行政事务”。工资、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工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建立、调整革委会，整党等“斗批改”工作。参加学校党支部和革委会的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参与备课、教学。由于有工宣队，方便了1969年开始的厂校挂钩、开门办学。
工宣队进校后，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对解决派性冲突、结束混乱局面等一些老大难问题有所帮助。但他们执行的仍然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线，加之对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无法融入、领导学校工作，成为游离于单位实际的一极权力，又陷入原有矛盾泥潭成为新的矛盾冲突的构成因素和发源地，使混乱以不同形式继续下去。1970年代以来工宣队留在所驻单位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期已近乎名存实亡。到1976年7月上海市仅有1.27万名工宣队员。根据邓小平1977年9月 “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的指示，同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
文革后重新认识工宣队的政治批判中，指责其“把工人阶级领导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把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工厂同学校对立起来”，“成了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随意迫害知识分子，干扰教学及科研工作，毁坏实验设备，把高等学府变成残酷斗‘走资派’、整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