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1914—2002），1914年4月生，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判刑，2002年逝世。
将军生平邱会作[1]（1914—2002），男，汉族，1914年4月16日生，江西省兴国县人。1928年在家乡参加苏维埃革命，1929年12月参加兴国县地方武装，不久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9师25团，任通信员、宣传员。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团青年委员、少共区委书记。1931年7月任红5军团宣传队队长。1934年9月起任红军军委总供给部党支部书记兼统计员，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军委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任军委四局三科科长，1936年7月任西北供给部（红军总供给部）粮秣处处长。
1937年2月起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学员。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起任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部长。1940年任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第6支队供给部政治委员。1941年1月任新四军第4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3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起任军调处北平执行部秘书人事组组长，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热河第二十二地委书记兼赤峰军分区政治委员。1947年8月至1948年3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后为第四野战军第45军）、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8年3月至11月任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政治委员。1948年11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5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衡宝战役等许多重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1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1年4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2年1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1年至1971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1952年7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1954年10月至1959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其间：曾任总后勤部党委副书记，1958年前曾兼任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1959年3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一期二班主任。1959年10月至1968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党委第一书记（1959年11月起）。1962年12月至1969年12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1968年9月至1971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1968年12月起）、总后勤部党委第一书记，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1967年8月至1971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69年4月至1971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是中国共产党七大、八大、九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3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1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剥夺其被授予的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年保外就医，1987年刑满出狱。2002年7月18日上午8时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
红军后勤邱会作[2]出身贫苦，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受到党的培养和重用，当过高官，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有功劳，但是，他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最终走上了犯罪之路。
1914年4月15日，邱会作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邱会作参加了红军。这一年，他仅15岁。1930年，邱会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邱会作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中的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邱会作的宣传才干，也注意在这方面培养他。红军每到一地，都让邱会作担任宣传工作，邱会作在工作中也干得很认真，组织能力也有所提高。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1931年7月，组织上让他担任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
邱会作还有两个长处，一是脑子好使，计算能力很强。邱会作从小没有多少文化，但当上红军后，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在计算和记数字方面，尤其表现出一定的才干。不论什么数字，他只要听一遍，就能记得住，他还能准确地分析、判断数字之间的数量关系。二是管理物品的能力很强。凡是经他手管理的物品，他都搞得井井有条，丝毫不差。对物品的调配、使用，他也心中有数，从不乱套。因此，他被调到军委总供给部工作，先后任军委总供给部统计员、政治指导员。
邱会作调到军委机关后，职务有过变化，但是，不论是担任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担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还是后来担任西北供给部粮秣处处长，他都是干后勤这一行，并且干得都很好。在长征中，邱会作仍然做后勤工作。红军长途行军中的物资供应，困难就更大了。不用说更多的方面，仅每天要解决行军打仗的红军战士的鞋子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同时，还要解决数万红军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应就更困难了，几乎百分之百都要从敌人手里缴获。对这些问题，邱会作都与红军中搞后勤供应工作的领导一起，想尽种种办法，加以解决。他们还找到了许多代用办法。例如，以能找到的各种野菜、野果代粮食，动员红军战士自己动手打草鞋。红军过草地前，邱会作等后勤干部，搞到了一些青稞，给战士们带上，尽管数量很少，行军中，战士们还要靠吃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杀战马来生存，但发下来的青稞，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年，邱会作在做军队后勤工作时，有一个特点：凡事，他都按规定办理，从不讲人情。他自己也很廉洁，从不多吃一点粮食，不多占公家一分钱。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邱会作仍然做军队的后勤工作。1937年7月，他担任过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
晚年生活“九·一三”事件发生10天之后，9月24日早晨8时30分，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黄、吴、李、邱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
邱会作被带往北京顺义县卫戍区第3师师部，在那里生活了5年又3个月。开始，每天吃8角钱伙食，后来黄永胜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提出改善伙食。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这样，从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伙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其有期徒刑16年。邱会作说，刑期16年，是从1971年林彪驾机出逃后他被软禁于北京卫戍区开始计算的。1981年9月，邱会作以保外就医名义被安置在西安居住，每月生活费100元，和夫人胡敏过着同市民一样的生活。从1983年起，每月生活费增至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
1987年9月24日，邱会作服刑届满后，拿到公安部门送来的一张释放证明。同年10月，公安部的官员向他宣布:就地安置，每月200元生活费，继续剥夺政治权利5年，拿释放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户口。
邱会作说，他不愿做天不管地不管的“自游民”，希望有人管他的安置。他每月生活费200元，开销保姆的工资和伙食费、房租、水电费，要花去100多元，洗理费、零用钱每月要花20—30元，夫妻二人用在吃穿上的钱不太宽裕。邱会作身上的衣服，除了旧军服就是儿子穿过的旧衣裤，他说:“我和胡敏出身贫穷，都是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走过来的。只要解决温饱问题，冬天不受冻，能就近洗澡、看病，再高的要求，实在不敢奢望。”
80年代初，邱会作一度是记者追踪的目标人物，但他直言:“我不喜欢记者，他们喜欢捕风捉影写东西。我根本没接受采访，他们竟然一篇一篇写，有的更是笔下胡诌。”书摊上一度热销的各种文化革命秘闻，邱会作开始还翻一两本，发现假的太多，从此不看。
邱会作因手头不宽裕，后来停止了订阅报纸，但他仍然很留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天都要从左邻右舍借报纸。邱会作的原则是“快借、快读、快还”，所以邻居都愿意借报给他。
邱会作的一生多半从事军队的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他说:“好多问题，都是历史积累下来的。例如物价，稳而不涨行不通，工资增长速度又赶不上物价上涨指数，必然会形成矛盾。”邱会作还向别人表示:“我的晚年将设法过得充实、愉快而又富有意义。”
据陕西省老干部局一位官员说:“在当年西安，他们月生活费用才200多元，还雇了一个小保姆，生活艰辛。有50年军医史的胡敏为维持生计，一度重操旧业，办过‘胡敏诊所’，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后因年龄太大，不再行医。直到1992年，生活条件出现好转，被有关部门安排住进西安干部休养所，每月生活费1500元人民币，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邱家人认为，这体现了政府的胸怀。”
90年代初，邱会作夫妇的居住条件大大地得以改善，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休所安度晚年。这套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与原来的住房相比，真是天上人间，他们二人十分感激组织上的关怀。
刚搬进这个新家后，真可谓家徒四壁，偌大的住房空空荡荡。唯一的值钱之物就是一台21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就是这台电视机还是子女给买的。
邱会作的一位邻居也透露说，邱会作百余平方米的高干楼，室内陈设简朴，除了彩电外，显眼的是几张普通的木扶手沙发，大写字桌上摆着几支不同型号的毛笔。他还说，邱会作喜欢书法，还在西安友谊西路的老战士大学学过一段日子的书法课程。
晚年，邱会作的生活安排，锻炼身体和练习书法是每日必做的。书法练习时，他写得最多的是毛泽东的诗词，而诗词中主要是以毛泽东长征时的诗句为多。这里有他对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追忆，也有他对毛泽东的崇敬。除了锻炼身体和练习书法外，邱会作晚年还撰写了回忆录，回顾了一生，总结了教训。
到了2001年末，邱会作病重，被接回北京，住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生89岁。
丧事是以家庭名义办的，来人完全是自愿的，看上去有小一千，恐怕他自己也不会想到……
哭得最凶的是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是啊，1983年，黄永胜患肝癌去世，那个丧事该多冷清？有谁敢去送葬？邱会作幸运地多活了19年，于是得到了今天的待遇———时代真的进步了。历史就是这样迈过逝者前行。
魂归故里2008年11月8日[3]，江西兴国县高兴镇上密村口。一条残破的横幅在寒风中上下翻飞：“欢迎邱会作中将魂归故里”。村口国道边的矮山丘上多了一座新坟茔，折尺形的墓道，沿山而上，89级台阶象征着邱会作89岁的高寿。
淫雨霏霏，墓前寂寂无人。雏菊的花蕾未放，刚栽下翠柏的红土还是松松的。100多平方米的墓地，全部用艾叶青色大理石铺地，雕栏围砌的墓地中央立着一座高2尺盈余的邱会作铜像，标准的上世纪50年代的解放军将官礼服，形若真人，直视远方。
在邱会作的墓前大理石上，刻着一副醒目的对联，上联是“勤恳勤俭勤巧办事”，下联是“为党为国为民一生”；还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1967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片段。周恩来在讲话中称：“邱会作是个坚定的红军老战士，是个很称职且做得很出色的后勤部长，是历届后勤工作最好的一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
15岁参加红军，戎马倥偬,战云飞渡了大半个世纪，这是邱会作第三次回到家乡。少小离家老大归，上密村的这块红土地是他理想中的最后栖息地，在离世6年后，邱会作终得归丘壑。
不寻常的归迁
这肯定是小山村历史上最热闹的时刻。“全世界姓邱的名人都来了。”上密村村民、邱会作的第三个侄女邱满秀兴奋地说。当日，邱会作的部分骨灰被其夫人胡敏和子女千里迢迢从北京带回。
邱会作15岁在家乡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长征和平津、辽沈几大战役。建国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人称林彪手下“四大金刚”的邱会作被囚，1981年被认定为林彪集团主犯，被判有期徒刑16年。
上世纪80年代保外就医后，邱会作随胡敏落户陕西西安，晚年被安置在西安南郊某高干所。2001年末，邱会作病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病逝，享年89岁。邱去世后，骨灰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邱会作晚年三度想回家乡看看，然而因为身体原因每每不能如愿，直至去世。2005年，林彪集团中的另一主犯、前空军司令吴法宪，骨灰被其后代迁葬江西永丰县，永丰是兴国的邻县。2006年开始，邱会作的长子邱路光几次回到兴国，为其父墓地选址。
矮山坡上的这处地原为库村农民刘名兴所有，听说为邱会作建墓，没要多少补偿，邱氏后人顺利得到了这块山地。“大家都是乡里乡亲，邱会作将军又是我们兴国的名人，能帮得上忙就尽量帮”。邱会作墓占地100余平方米，墓道和墓前的大片平整的绿化空地据称是村民们无偿提供的。
邱会作的铜像由其女儿邱小京在北京铸造完毕，今年9月邱会作墓地建好后，胡敏携长子邱路光专程把铜像运抵上密村。铜像揭幕安放仪式在10月21日上午10时举行，300多位各地来宾应邀出席。除了邱会作夫人胡敏和大儿子邱路光、三儿子邱光光、小儿子邱小光、女儿邱小京外，邱的警卫秘书蒋平安、生活秘书汪波也分别从郑州和成都应邀前往。
高岗的儿子高燕生，黄永胜上将的大儿子黄春光、二儿子项林，陈奇涵上将的儿子陈友西，李天佑上将的三儿子李亚宁，刘震上将的儿子刘卫兵，吴法宪中将的大儿子吴新潮，丁盛少将的儿子丁克西等分别从各地赶来参加邱会作的铜像揭幕仪式。
“各式牌照的小车和警车排了200米长的队伍，公安交警也专程赶来维持秩序。”邱满秀说，受邀参加仪式的还有兴国县一位姓邱的副县长以及高兴镇、上密村的镇村干部和上密小学的师生。
被视为邱氏宗族荣光
上密村口坐南朝北那处向阳的小山坡上，从今年7月开始，68岁的邱路光已经忙乎了两个多月。购买修墓用的钢筋、水泥、大理石，已不是他这把年纪的人能承受，邱会作在兴国老家的侄子邱永红及其两个做泥水匠的儿子便成为他的帮手。
邱家三子，邱会作、邱会佳和邱会仁，邱会作是老大。与邱会作一起参加红军的二弟邱会佳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三弟邱会仁在家侍奉父母。
邱会作最后一次回家是1962年，已是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在家点了个卯，又走了。
已故上密村老人董天秀曾说，儿时玩伴邱会作当了管钱管物的大官，却从不接济家里，也不照顾乡里，近乎无情无义。在地方工作的三弟邱会仁那时也无非是当时的高兴乡党委书记。
1971年“九—三”事件后，邱会作被囚的消息传来，邱会仁马上被停职反省，戴上高帽，挂着当权派的纸牌，在县城游街示众。邱会仁的大儿子邱永红在福建当兵才一年半便提前复员。受不了形势的紧转急变，邱会作的母亲得了精神病，自身已是困厄重重的胡敏把婆婆接到北京治疗，不久邱会作的母亲在京去世。
邱永红复员后—直在上密村务农，他的两个儿子，却做的一手泥工好手艺。邱路光一路从北京赶回时，邱氏兄弟和其父亲邱永红便成了他的最佳帮手。“前前后后，修建伯伯的墓，材料、人工费加起来花去20多万元。”邱永红告诉记者，伯伯生前很希望能看到邱家三间老宅，现在应该能如愿了。
邱会作的三弟邱会仁前些年去世后，他的墓也建在邱家祖屋附近。10月21日，邱会作的骨灰安葬仪式也同步举行，仪式由大儿子邱路光主持。逝世6年的将军终于叶落归根。邱氏祠堂修在高兴镇的长迳村，近代邱氏宗谱中，除邱会作外，还有其他3位解放军少将。
“邱会作将军的名字，对我们整个邱姓来说，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他是我们邱氏宗亲的光荣和骄傲……将军一生中，经历过许多困难、挫折和委屈，但是将军始终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中华邱氏宗亲联谊总会的代表在当日的铜像揭幕仪式上致辞。
“兴国的将军回家了”
邱会作的骨灰迁葬和墓前的铜像落成，在江西兴国波澜不惊。“县里没有把这个事情特别扩大，毕竟这是他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兴国县委党史办一位副主任说，“我的感觉是他们家的私事，举行了这么个仪式，邀请一些朋友亲戚，等于向外界说，我们兴国的将军回家了。”
兴国曾经是中央苏区，红色在这里非常凸显。红军时期，江西兴国只有23万人口，却有8万多青壮年参加红军，80％的青壮年都扛起了枪，是参加红军最多的县。
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题写“模范兴国”，兴国人制成四块匾，挂在东南西北的城门上。红军中有一个“模范兴国师”，这是红军中唯一以地名命名的野战师。
1955年，授勋的54位开国将军中，邱会作是其中的一位。为将军塑像兴国早已有之，包括邱会作。
2000年初，为了彰显这些开国将军的不朽功勋，兴国县筹资4000万元建立了一个革命教育基地——将军园。
将军园位于兴国县城西南角，广场设有背手站立的毛泽东雕像、戎装骑马的朱德和曾在兴国坚持游击战的陈毅以及54位兴国籍的将军塑像。54位将军包括曾任最高院领导的肖华和陈奇涵上将，5名中将中，包括曾任通讯兵政委的朱明中将、曾任海军副政委的康志强中将、曾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的谢有法中将、曾任副总参谋长的温玉成中将、曾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中将，少将47人。将军们的雕像全部采用优质天然大理石，由福建惠安崇武镇的能工巧匠雕刻而成。
在众多的将军塑像中，由于身份特殊，邱会作中将的雕像格外引人注目。和其他将军的雕像一样，邱会作将军的塑像同样英武挺拔，介绍文字也回避了他后期跟随林彪所犯的罪行。
上世纪80年代末，兴国县搞将军事迹展的时候，邱会作的展板上，会写上一句话，大意是曾参与“四人帮”，后来就慢慢消失了。“那是历史造成的，是非曲直，我们不去评论它也没必要抹平它。”兴国将军园管理处的一位资深讲解员说，“但凡知道邱会作历史的人，或者慢慢了解他的人，都会给他一个全面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