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多以壁画庄严佛堂，亦有招画工于门侧、讲堂、食堂、浴室等作诸彩画，内容多与佛教有关，如描绘神通变、五趣生死轮、本生故事、地狱变等。现从北印度古代佛教寺院残存之雕像、建筑物、遗址中，发现部分壁画之薄彩痕迹，可依毗奈耶杂事卷一、卷十七、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三、洛阳伽蓝记卷五、大唐西域记卷一、卷二等之记载推定之。如位于孟买东方之阿旃多，当地溪谷所设之石窟寺院，其内部即有壁画。至于较古老之壁画，大部分于西元四至十一世纪间完成，木造寺院多于壁上涂白泥，直接彩画；石窟之画稍异，乃于侧壁、天花板、梁柱等处薄施漆灰而描绘者，历经千年，其色彩依然鲜丽，然剥落部分亦多。
我国壁画，最早可考者为汉代，其时佛教传入，塑像及壁画随之茁壮蓬勃。大致南方以寺庙壁画发展为主，北方则多石窟造像。著名之佛教艺术胜地，除敦煌千佛洞因山壁无法凿刻而为泥塑及壁画外，北方之云冈、龙门、麦积山、天龙山、巩县石窟寺皆先后开凿。南方佛画之先导，如晋代戴逵、戴颙父子增损塑像，使其具有我国艺术之比例尺度，达到光颜圆满之境界。顾恺之画维摩诘像，光照一室，成为千古楷模。现我国内地所存之古壁画已不多，唯甘肃敦煌之南、鸣沙山莫高窟遗存不少六朝以后之壁画。
我国人物衣纹之“骨法”，南北朝时有“张家样”、“曹家样”，唐代有“吴家样”、“周家样”之说法，说明了人物画于佛画表现中各种类型之演变。梁朝张僧繇笔迹周密完美，晕染成“没骨法”，即是受佛画影响而发展成者，初唐之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即承袭此类衣纹之染法。印度在四世纪初建立笈多王朝，雕刻人像，衣服紧贴全身而显露曲线，北齐之曹仲达乃仿照其型式而创出新风格，后人称为“曹衣出水”。唐代开元年间，出现百代画圣吴道子，由于笔法强劲，气势壮阔，以笔奋扫，衣裾飞舞飘动，世人美称为“吴带当风”。
艺术之发展，以经济为基础，以社会之喜憎为对象，寺院中常举行“俗讲”、“道场”，吸引无数群众。以佛经为内容之经变、曼陀罗、尊像、顶相等，皆为壁画之题材，寺庙成为绘画之竞技场。洛阳敬爱寺、成都大圣慈寺、镇江甘露寺皆为名家壁画荟萃之所。以成都大圣寺为例，九十六个院落，壁画有八千五百二十四间，佛、菩萨、罗汉、天王神将等数以万计。其中包括卢楞伽、张南本、孙知微等之作品。此已是会昌法难以后之残况，最盛时之状况可想而知。
五代十国时，寺庙壁画未衰，从五代迄宋，壁画受绘画发展之影响，佛教之内容渐形衰退。如唐宋二代均奉道教，释道之画并行于世。而殿庭壁室花卉走兽，四时风景之普遍，多少使壁画内容发生变动。辽、金、元寺观壁画尚保存者，有大同华严寺、稷山青龙寺、兴化寺、洪赵广胜寺、水神庙、芮城永乐寺等。明清以降，士大夫作品见于寺壁者如凤毛麟角，匠人绘画一则投世俗之所好，二则沿用民间传说，除释迦、观音、罗汉、药王外，另有关羽、张飞、西游记、封神榜、施公案等小说中之故事角色之塑画。台湾各处庙宇大都代表此种以民俗为主之风格，不易再看到早年整壁之经变，或整堵神佛画像慑人心魄、气象万千之景象。
日本早于白凤时代即有壁画之作。其特有之“障壁画”系于隔扇、拉窗、屏风（皆作为隔间之用）上所描之绘画总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