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清（1910-1983）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第三十二师经理处书记，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第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援西军政治部教育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政治处主任，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组教科科长，陕甘宁留守兵团新编第四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兵团政治委员兼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徐立清，1910年4月生，安徽金寨人。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初中，中将军衔。1929年4月起参加赤卫军、游击队，为队员。1929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为红一军三十二师经理处监护连战士。1930年夏起任红一军三十二师经理处书记。1930年冬起任红一军三十二师政治部收发员。1931年春起任红四军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科长。1932年秋起任红四军十一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3年初起任红四军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1934年夏起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卫生部政治委员。1936年11月起任红军西路军总指挥部卫生部政治委员。1937年7月起任援西军政治部教育科科长。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股股长，10月起兼任一二九师骑兵团政治处主任。1938年至1942年任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8年冬起任冀南东进纵队代政治委员。1940年6月赴延安入军政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任支部委员。1942年起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组教科科长。1944年2月起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四旅政治委员。1945年春起兼任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秋起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1947年春起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西北野战兵团政治部主任。1947年夏起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野战军党委常委。1947年秋起任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政治委员，6月起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兵团党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11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1950年11月至1955年9月任新疆分局第二书记，其间：1949年11月至1951年6月兼任新疆分局组织部部长，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兼任新疆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0年2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49年10月至12月任陆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党委副书记，1949年12月至1950年10月任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党委副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副书记。1950年10月至1958年秋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二副部长、总干部部党委第二书记（1954年5月起）。1952年至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58年秋至1960年12月任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1959年4月当选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0年1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党委常委兼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64年5月起）。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11月至1975年8月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1974年10月起）。1975年8月至1980年1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三书记。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1月至6月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80年6月至1982年10月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其间：1980年4月起任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80年8月起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徐立清让军衔
在1955年的授衔过程中，一些同志认为给自己授衔高了，主动要求低授一级军衔。其中徐向前、罗荣桓要求不授元帅军衔，徐海东、许光达要求不授大将军衔，徐立清要求不授上将军衔，孙毅要求不授中将军衔。最后评定的结果，除徐立清由上将降为中将之外，其余要求低授的同志在组织上做说服工作后，都授予了他们应授的军衔。
早在1955年让上将军衔之前，徐立清就已在评级中主动提出让级别，要求将自己的正兵团职降为副兵团职。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赖传珠副部长也都认为徐立清应定正兵团级，但又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罗荣桓部长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表扬徐立清，称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们学习的榜样”。
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申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按照授衔条件，徐立清应该被授予上将军衔，可他三番五次地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不要上将军衔，在全军传为佳话。当时在正兵团级干部中，徐立清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其他都是上将。一位老将军这样称赞道：“徐立清精神可嘉，人品难得，从古至今，少有少有。”
黄新廷对徐立清这种精神给予支持和赞赏。他表示：“你历来对自己要求很严，不争名不争利，你这种思想很值得同志们学习啊，如果全军的广大干部都像你这样，就没有那么多矛盾了。”
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当时担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许世友来京开会，徐立清和他聊起了这件事，表明了不要上将军衔的态度。许世友听后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说：“好样的，好样的，我支持你，你是榜样。”
几天后，徐立清在和一位干部谈心时说了这样两句话：“如果一个人只考虑个人的待遇得失，名利地位，不考虑大局，就不会得到同志们的信任，更不会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来。”
徐立清还和夫人党秀玉商量让衔这件事。党秀玉也很支持：“咱不要在待遇上、名利上和别人争高低，你要中将我支持你。”在亲人和战友的支持下，徐立清下定决心，这次授衔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心愿。
周总理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可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个中将为好，这样对个人对工作都有利。徐立清还考虑到红四方面军是个“大山头”，资格老、级别高的干部太多，不能在上将中占比例过高，要与其它“山头”拉平。于是徐立清就下决心，先把自己减下来，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不突破主席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地估价，激励斗志，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人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徐立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我不要上将，给个中将就行了。”
这时候，徐立清第一次向罗荣桓部长写了要求低授军衔的报告，申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并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和决心。过了几天后，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毫不犹豫，亲自把自己的名字从上将名单中划去，在中将名单上加添了“徐立清”三个字。
名单到了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手里后，他看后亲自找徐立清谈话。罗荣桓带有批评的口吻说：“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中。
名单很快报到了中央军委，徐立清感到十分不安。这时不少同志都劝他说：“你是符合条件授上将军衔的，不要违反规定，这个事就不要再提了。”同时也有一些老同志劝他说：“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也陷入了矛盾之中，几天来，他的脑海里总是在思索这个问题。他说：“我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嘛，是负责授衔工作的，与别人不一样，他们也会给予理解的。”
正在这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许光达把自己和有关同志做了比较后，郑重请求不要大将军衔，希望降为上将。毛主席说许光达：“这是一面镜子，**人自身的明镜！”徐立清认为自己也有了学习的榜样，连夜给许光达打电话，彼此交流了自己要求低授军衔的看法。许光达对徐立清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看那些争着要高衔的人有啥话可说。”
一天深夜，徐立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想，要求低授这是自己的意愿，决不能半途而废。于是，他披衣起床，伏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醒部长写信表示；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这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出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罗荣桓部长手里。罗荣桓部长和总干部部的另外两位副部长赖传珠、宋任穷进行了商量。他们一致认为，徐立清建国初期就任兵团政委，现在又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应该授予他上将军衔。尔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彭德怀副主席作了汇报。彭德怀同意总干部部的意见，授徐立清上将军衔。
一天，彭德怀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请他当面解释不要上将军衔的原因。徐立清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按照评衔条件，我该授上将，可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不能在上将的名额中和别人去争，如果把别人减下去显然不合适，把自己减下去比较符合实际，这也是我的心愿，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彭德怀说：“立清，我已经和许光达同志谈了两次话，他也向军委写了报告，要求由大将降为上将，我没有同意。我是很了解你的，你不要上将的事，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之后，彭德怀副主席又两次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态度非常坚决，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彭德怀始终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彭德怀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行，行必果。”毛主席接着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授衔授勋的日子一天一天迫近，徐立清更加感觉不安。现在问题已经提到了组织纪律的高度，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经过反覆思考，决心已定，又先后给毛主席、**、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连续写了几封信，表明自己的决心，再次阐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
此事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做工作。周总理说：你多次申请低授，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是值得我们每个干部学习的。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你始终保持着**人这种优秀的品质，难能可贵呀。不过，你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是干部部的副部长就可以低授。
徐立清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和总理谈了授衔工作中有些人争官争位，不考虑大局，两眼只盯着干部部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他们的工作，这完全是为工作考虑的。周总理没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徐立清反而做通了周总理的工作。
最后，周总理同意了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
徐立清主动让衔的事感动了周恩来总理。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总理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同志到**面谈。周总理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之后，周恩来把女摄影师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周恩来还带着徐立清来到怀仁堂察看授衔现场准备情况。”
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
1955年9月27日下午，授衔仪式在**怀仁堂举行。这次评衔，共评出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王建安、李聚奎是后来补授的，连这二人在内共有上将57位）。授衔仪式结束后，罗荣桓元帅兴致勃勃地找到了徐立清说：“立清啊，我是很理解你的，你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还拍着徐立清的肩膀说：“好样的！”
徐立清望着这位比自己年长近十岁的老首长，心中生出无限感慨：“感谢您对我的鼓励，感谢军委对我的信任。”和徐立清同期参加革命而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友王宏坤、洪学智等同志先后握住徐立清的手，对他这种主动让衔的精神表示敬佩。许光达大将也专门找到徐立清说：“我要求降为上将的请求没有批准，你成功啦，我祝贺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