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属物理学家。
1932年3月21日出生于安徽舒城。195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后留校作者。1958年东北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在吉林大学作者。1960年4月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历任车间副主任、厂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86年在核工业部军工局任总工程师。1991年12月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职。1985年当选为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副理事长。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后称院士）。
在合金耐热性、高速钢及合金物理性质的研究，合金相图、耐热强度、氧化及防护、扩散、耐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在特种材料应用研究领域中，参加 第一颗原子弹、氢弹核部件关键技术攻关，在裂变材料成分控制、核材料工艺、同位素交换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解决了大型核部件加工成型工艺技术问题。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参与并组织军备控制研究；曾应聘参加国家高技术计划，科技攻关及新材料应用研究计划的编制工作。先后撰写和发表了《研究耐热合金的一个新方向》等有创见性的学术论文20多篇。他非常重视培养年青一代科技人才， 言传身教，热心指导，在组织完成各项科技攻关任务中，培养带出了一支高素质的中、青年科技队伍 ，为中国核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主要完成者之一，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并获国家发明奖、部委级重大科技成果奖多项。
核材料研究1960年初，宋家树调入核武器研究院，开始进入了核材料应用研究的崭新领域。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要说这方面国内的研究是一片空白，就连核材料的模样他也没有见过。担任组长的宋家树望着不知如何下手的同志们说：“不知道核材料的性能不用怕，我们从头做起，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测嘛！”首先理清工作头绪，借鉴其他材料性质的研究办法，设计出研究方案。没有实验设备就自己造，为了创造冶炼的基本条件，要造出一个精炼炉，有实验室工作经验的宋家树，自己提出设计方案，然后让同志们购材料、操焊枪，一个简易但却实用的钨片炉在大家的手中诞生了。就是在这样一些简陋的设备上，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核材料技术骨干。宋家树从物理原理出发对核材料、核部件的性能和工艺进行研究，通过高浓铀及钚的中子本底计算、核材料杂质控制原则的建立，以及精炼、铸造过程动力学分析，为关键部件的制造打下了科学基础。
作为主管产品生产的技术负责人，在核部件研制生产这项从未接触过的工作中，以前搞物理研究的经验很多都用不上。首先，他要详尽地了解核材料的物理特性，重点是结构及其变化的机理。其次，他要弄清理论设计原理，弄清核部件在整个体系中要达到的要求和所应发挥的作用。最后，还要从理论要求出发，设计出能够制成合格产品的生产工艺。如果加工达不到设计要求，是改设计方案，还是提高加工工艺？如果必须提高加工工艺水平，又要从哪几个方面去考虑解决难题的方案？……千头万绪的问题纠结在一起，涌入他的脑海，核武器用的核材料生就一副坏脾气，不愿受到任何束缚，就算是在外形上受到控制，也还会发出看不见的射线，破坏人的健康机体，甚至于置人于死地。如果达到临界值，其他条件也碰巧成熟，还会发生剧烈的链式反应，那就无异于生产者在自掘墓场。在对于核材料的性质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寻求出一整套核材料成型、加工工艺谈何容易。要做好这项工作，除了要尊重科学，还要富于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系列艰苦的探索工作开始了。在北京工作时，宋家树带领大家进行了浓缩铀的试验，确定了核材料部件成型的工艺路线，取得了大量有关精炼、铸造、坩埚的工艺数据，验证了多种加工方法，这些为兄弟厂以后的生产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到221厂后经过几次机制变更，102车间也最终成为原子弹、氢弹用的核部件成型加工及装配车间，并承担核材料研究、中子源制备等重要任务。1964年10月，102车间在攻克了核材料部件一系列技术难关之后，以最快速度把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的各种核部件装配完成，化作了中国西部一声震撼寰宇的惊雷。当罗布泊卷起的蘑菇状烟尘还没有在戈壁滩上落定，宋家树的一口气还没有喘匀时，核工业部副部长刘西尧的一句“给你一年时间，把热核材料部件搞出来”，又使他还未松弛的神经再次紧张起来。
热核材料和裂变材料不同，其中的一种重要成分是氢的同位素氘或氚，常温下它是气态，用什么方法才能将其加工成有形的热核部件呢？氚是一种放射性气体，有很强的放射性，一般实验室使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强度都在毫居里级，而1克氚的放射性接近一万居里。这就意味着时刻要与一个看不见却又能摄人魂魄的魔鬼打交道，安全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紧迫的时间里，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这真是一个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难题。
攻关小组经过缜密论证，认为可能有3种方法解决热核材料加工中的成型问题。是一种方法一种方法试验，还是3种作法同时操作呢？两种方案在攻关组中争执不下，时间紧任务重，宋家树提出3种方法同时推进的方案最终被采纳，结果证明，当初讨论中认为最难的途径，却成为最切合实际的方法，无论是加工工艺还是加工质量都最为理想，为热核材料的加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热核材料机械加工中的安全与质量问题突现出来，在多次燃烧、爆炸实验和往手套箱中加注不同气体对手套箱进行改进之后，难题得以解决。为了解决氢材料不易加工的特性，又巧妙地为热核材料穿上了一层“衣服”，一整套与加工和装配环节相关的质量保障措施也不断完善并出台，热核部件成型工艺、机械加工、防潮涂层等一个个技术难关被攻破……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合格的热核材料部件终于生产出来，1966年12月，大漠深处第一次热核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已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
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说明我们已掌握了引发核裂变、核聚变的技术，但是要把这种技术应用到实际的装置上，却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导弹试验成功了，成为运载原子弹、氢弹的理想翅膀，而这翅膀能承载多大的重量，飞行多少里程，静止状态的爆炸和飞行中的爆炸是否有区别，在飞行过程中和备战状态下其安全可靠性能如何，这些都是原子弹、氢弹武器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核武器部件的研制与加工。
在武器化设计方案出来之后，人们的视点又聚焦在核材料的研制与加工之上。宋家树心里更清楚，再完美的设计最终都将取决于新材料性能的验证和工艺加工能否满足设计要求。他感到肩上的担子陡然又加重了许多。在协作单位按设计要求提供出新材料之后，以前为核材料穿上的“衣服”已不合体，必须从原料到“样式”进行重新“剪裁”，由于新材料的特殊性能，又使研制碰上了许多前所未遇的问题，工艺上也面临着许多新技术的应用，逼着他带领大家对工艺进行重大的改进。这一阶段，是他与理论设计部门“争吵”最多的一个时期。出于一个正直科学家的秉性，以及他在多年工作实践中形成的那种“对一切未知的东西都感兴趣，对一切权威的东西都不盲从”的风格，对于设计者提出的方案，特别是在使用的核材料（有时哪怕是形状）发生改变时，他总是要彻底“讨教”清楚，力主用成熟的材料和技术以提高试验的可靠性，但当他真正了解到某种新材料的不可替代性时，又会马上缄默无声，回过头带领部下们“拚着命也要拿出来”。
作为新一代核武器攻关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他完成了新型核材料及关键热核部件的攻关任务，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主要完成人之一，1987）；国防科工委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1980）；国家发明奖三等奖（第一发明人）两项（1987，1988）。
宋家树一生中的攻关经历，使他练就了不仅不惧怕技术难度，甚至于喜欢迎接挑战的性格。如果说他第一次从朱光亚那里接受核武器核心部件研制生产任务时，还具有组织服从的因素，那么这一次则更多的是兴趣与主动。但同时他也感到了更大的压力，因为他明白：这次不仅是又一次改行，有时还要让别人理解一些难以说明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要跳出原有的研究领域，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一些问题。和以往一样，他还是从一点一滴做起，在国内潜心研究，在国际会议中与外国同行交流，参与国际上面对面的外交斗争，以及到后来成为军控研究中的两个专家组的组长，参加领导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提出了要大力开展军控核查技术研究的建议。
人物评价1994年，宋家树出任“中国核裁会科学家军控研究小组（CSGAC）”主席，组织全国相关10个单位的20余名专家和学者，开展军控及裁军问题的研究，不仅取得了一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还造就出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军控科学技术研究骨干队伍。他还应邀出席了多次国际会议，结识了一批同领域的外国专家，中国科学家与美国科学院CISAC委员会更是进行了长达10年的学术交流，促进了中美两国科学家的相互了解。十数年的孜孜以求，使他把握着军控研究国际前沿跳动的脉搏。他积极倡导科学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不仅使军控研究得以一步步深入，还对国防建设和外交斗争相关问题提供了决策咨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总结自己的经历时，他深有感慨地说：“想起在核武器攻关的时候，我们信奉的首先是要能保卫国家安全，不受敌人的威胁与侵略，但更长远的目标却是禁止其使用和最终消灭它，维护世界和平。现在来搞核裁军，前后似乎还是一种呼应吧！”[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