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耶路撒冷——《圣经》传的舍斯托夫的存在主义基督教哲学高扬信仰、批判理性，主张信仰上帝获得拯救和自由。在理性泛滥的理性专制主义和价值虚无的后现代状况两个思想极端并存的当代社会，舍斯托夫及其宗教哲学无疑有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舍斯托夫的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
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
我的一切灾难放在天平上，现今都比海沙更重。
《约伯记》Ⅵ—2.3
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和古希伯莱宗教是西方文化的两个源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前者高扬理性，追求必然性，后者尊崇信仰，重视超自然的启示。对两者的关系，历史上存在不同看法。一般认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思辨神学是两者融合的结果，并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对立的。德尔图良（Q.S.F. Tertullian）最早提出：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何共同之处？此后彼得·达米安、马丁·路德、帕斯卡、克尔凯郭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基督教思想家继承了《圣经》思想传统，坚决主张古希腊哲学和古希伯莱宗教二者不可调和。他们都拒绝理性的绝对统治，认为理性无法解决人的深层次的恐惧、绝望、恐惧、堕落等问题。与理性相比，信仰才是人更深层次的需要。但是以上思想家往往无法脱离思辨哲学的窠臼，观点不够彻底。（如克尔凯郭尔后来不得不用苏格拉底的智慧来修改圣经）
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1866－1938）是第一位旗帜鲜明地主张并系统阐述雅典和耶路撒冷不可调和的思想家。他在《雅典与耶路撒冷》、《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悲剧哲学——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在约伯的天平上》等一系列著作中，以俄罗斯民族特有的终极关怀的方式，鲜明地提出思辨与启示、理性与信仰、自明与上帝间的对立。在近代哲学史上托尔斯泰、尼采、克尔凯郭尔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都因他们鲜明的反对理性专制主义而深得舍斯托夫的推崇，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大多是通过对以上思想家的思想的阐释而展开的（因本文主题是舍斯托夫的反理性哲学，本文不就舍斯托夫的对其他思想家的思想阐释展开，尽管笔者认为他的思想魅力恰恰在于此）舍斯托夫坚决护圣经真理，拒斥希腊哲学的理性智慧，主张不寻求理性证明、也不可能得到理性证明的信仰——圣经的信仰，才是真理的来源，他在理性荒原上发出呼告：
渴求普遍和必然的真理引向死亡，而生命之路要通过信仰。
作为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舍斯托夫在哲学史上，特别是在中国学人的西方哲学史视角中长期不被重视（查国内有较大影响的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舍斯托夫哲学作为“非理性主义”占了一页半的短短篇幅，而查国内的老版本的西方哲学史中并无涉及舍斯托夫及其哲学）。在20世纪璀璨闪烁的思想群星中，反理性的舍斯托夫在占据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传统和以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等“明星”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中显得黯淡无光，比起时下俨然居于的“显学”地位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主义也有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境遇。国人对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基督教哲学长期漠视，直到刘小枫先生身体力行地推崇基督教哲学后，舍斯托夫才真正走进中国学人的视野。
在理性主义危机的大背景下，舍斯托夫的存在主义哲学无疑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他关注人的个体存在和人的现世际遇，拒绝真理的自明向圣经寻求上帝的启示。在舍斯托夫看来,自古希腊的泰勒斯以来，哲学所规定的寻求万物本源、本质这一不可企及的任务，就使无数哲学家抛开现实的、变幻莫测、充斥恶的现象，去追求迫使人相信 “像人头顶星空中不动的星座，指导被抛在无底的时空中。软弱的凡人辨别方向”的永恒真理。近代哲学更是把自然科学、数学作为自己追求的典范。理性主义要求永恒真理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不为人或神的意志为转移，二加二等于四成为主宰世界的铁律，无论人在它面前如何如何悲伤、恐惧、流泪、哭泣、诅咒、流血、死亡，理性永远是最高法官。舍斯托夫指出在漫长历史中人们在把理性所证明的一切都视为真理，凡被理性所解释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这样人类就无法摆脱被理性奴役的命运。无论是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乃至胡塞尔口口声声扬言的探索真理不过是向理性表示自己俯首听命的忠诚。
是的，在约伯的天平上，无数理性主义思想家宣称永恒真理比人的生命更重，海洋里的沙子比人类的苦难更沉重。难道所谓的客观规律就必须从亿万人的身躯上碾过？难道人类的欢笑、哭泣、诅咒、鲜血就毫无价值？难道约伯之痛竟比一粒沙子更轻？在舍斯托夫看来，人类的苦难仍比海洋里的全部沙子更沉重，人的生命比永恒真理更重。
“哲学不是反省，不是一种加深睡眠到不醒程度的反省和解释，而是一种斗争。”
（宗教）哲学就是舍斯托夫和专制理性主义的斗争。人依赖上帝，不是证明上帝。上帝根本无需人的证明。理性要求所有人在它面前俯首帖耳，而上帝不顾“因为事实，所以不可能”居然给所有人以允诺和爱，给苦难中的人以信心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