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释义【词语】：传统
【注音】：chuántǒng
反义词:时尚
传统是以前时代留下的一种文化,一个时代确凿无疑的观念有时候是下一个时代的难题。
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超越习俗和限制,但不能无视它们走得太远.
传统与发展近年来关于这一主题，在传统文化领域争论热烈。下面这篇光明日报的文章可见一斑：
传统与发展互动相促——再论中国画的发展
[1]在“85美术新潮”沉寂后，渐渐泛起“笔墨中心主义”、“笔墨至上论”和“回到传统主义”的一边倒状况，其实质即是恢复以传统为鉴的价值标准。这种状况与改革开放的大格局是相悖的。本来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直接成果是画家对艺术的选择有了自主性，价值取向有了多元共生的局面，画家的文化心态也从单一走向多种形态，再也不能用一种模式标准来框定一切了。
画家的心态，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即传统文化心态型；自我文化心态型；社会文化心态型；人类文化心态型等，各自在不同层面上确定价值取向，进行各自的文化追求。
传统文化心态型以确立中国画的原生形态和笔墨规范为己任，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复归，其目标是推动中国艺术与西方现代派抗衡，流露出很深的复古意识。
自我文化心态型则相反，他们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反思后，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优劣，把艺术家的精神风范定位在自我价值的最终体现和完成上，并不在意传统笔墨的失落，而着眼于中国画从过去走向未来，建构中国画的新时代特征，有独来笃行，大刀阔斧地改造中国画的态势。
社会心态型的画家则痛感于中国画中汉唐雄魂的失落，不满于中国画长期滞留在田园牧歌中讨生活，缺少金声玉振的青铜力度，起而大声疾呼民族大灵魂，有较强的文化使命感。
人类文化心态型则呼吁拓宽视野和思维空间，以吞吐百家的姿态融汇中西，优势互补，着眼点是艺术转型，从深层次揭示东方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不是从浅表去模仿古人，他们要以新的文化风采与国际对话。
我觉得新时期的最大收获，是出现了在竞争中各行其是的良性的生态环境，和多元共生的艺术结构。承认这个事实，对推进中国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在文化转型期，本应以不同的价值取向来确定多元的价值标准，否则就不能反映发展的现状。但传统主义的种种舆论单是以笔墨为尺度，大有独尊笔墨、废黜百家的态势。所谓笔墨中心，就是抵抗中西融汇和艺术革新的一道防线。甚至有的学者对林风眠的用笔也有微词，
对20世纪艺术变革发展的大格局带有纠偏的口气。一时间特别看好“四王”，厚古薄今变得很时尚。针对舆论一边倒的状况，吴冠中先生发表了《笔墨等于零》的文章，单从字面上看，似乎有懈可击，实质上是对定于一尊的价值标准的反拨。比如现代美的形态在于个性和
风格，事实上已超越于笔墨。比如情态结构，贵在笔墨所至，情之所钟，要的是笔中情，情中笔，追求的是情真意切，其价值在于情态美、情趣美、神韵美，不刻意于“骨法用笔”，审视的重点在于笔墨情态化。再比如现代绘画要强调的是把形式结构美提到中心位置，点线块面组织的结构美，水墨色彩互动照应的形式美，以及力度结构产生的张力美等等。如果离开笔墨当随的时代，离开对艺术品本体的生命活力的表现而抽象谈论笔墨，当然可说是等于零。这句话的底层是对传统主义的反拨。
这一次的大讨论，其深层根源并未离开“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老话题。本世纪即将结束，回顾与梳理百年来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将来是有参考价值的。正因为有了两种声音在辩论，艺术上有两翼并进、两翼竞争、相互渗透的格局，才有了巨大的收获。我的观点是传统与现代沟通，东方与西方融汇，是本世纪最基本的成功经验，它们既矛盾又互相依存。对传统不可断裂，对发展不可藐视，继承与发展要保持平衡度，传统与现代互动相促，并存竞进，对发展中国绘画是大有裨益的。
传统与科学人们曾普遍认为，科学的价值在于改变生活。因此，科学也就意味着对传统的修正。然而，随着生物学观念的深入，人类学家开始把对物种习性的尊重引入到对人类传统的尊重。科学与传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普遍开始注意到，科学应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传统，而不是肆意破坏传统。《大家健康》2009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2]反应了这一新的观念变化：
中华民族传统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人种的适应性进化，短时间内完全执行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不适应人群，由此引发行为方式疾病流行。复兴中华文化的意义之一是重新获得中华民族的生存信心。中华民族的那些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应该因为随时可能出现的医学猜想而放弃。这样才有可能尊重古代中医学者关于消渴病的研究成果。消渴理论是针对高消耗疾病而提出的中医理论；而糖尿病理论是针对尿糖、血糖与合成激素提出的理论。而这一差别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关乎患者的健康和生命。
依据聂文涛医生观察到的谷物保护曲线③，以及对糖尿病分型理论的分析，吉林省对《碳水化合物控制对糖尿病患儿健康的影响研究》项目给予了财政支持。而在这项科研进行之前，一些糖尿病患儿已经获得了救助。
聂文涛医生认为，中医学传统下的特殊食物组合技术（传统称为食饵）不能用现代营养学进行理解。实际上，这种食饵技术是特殊的食物训练。桑黄子片就是由桑叶、黄精、山楂、葛根等食品经过有机组合制成的食品。桑黄子片的意义在于调动起人体的特殊工作方式。谷物保护理论是基于中医学数千年的实践，主张对消渴病人放开谷物而不再作任何限制，谷物在食物中的总比例在60%左右，以避免人体出现高分解应激。同时，在运动指导上也吸收了美国行为研究成果，把提高骨骼肌紧张度作为运动目标。
当把这种疾病看成是消渴的时候，解决路径就成为避免高消耗应激，于是这就是可以痊愈的疾病。当把这种疾病看成是糖尿病的时候，解决路径就成为提高合成速度或阻止碳水化合物吸收，于是这就成为终生疾病。显然，消渴理论与糖尿病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判定理论正误时候，科学发展观强调了科学原则的地位。也就是在比较中医学消渴理论与现代糖尿病理论的时候，不要因为现代医学理论有着西方文化背景而直接确认其不可超越。换句话说，当中医学实践与现代医学猜想发生冲突的时候，仍然要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以，不仅仅是要从中医学消渴理论中汲取营养，而是要依据消渴理论下的成功经验来帮助那些Ⅰ型糖尿病患儿。这是医学存在的基本意义，也是最基本的人道。提倡科学发展观的目的，就是要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⑤。离开人民健康，医学科学无从谈起。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诸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者有诸多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论集，东方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许思园：《论中国文化二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理性精神。集中表现为：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总的来看，否定对超自然的上帝、救世主的宗教崇拜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强烈主张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两者的分裂对抗，这就是中国民族的理性精神的根本。（2）自由精神。这首先表现为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精神。同时，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中，统治阶级中某些阶层、集团和人物，也积极参加这种斗争。说明在中国统治阶级思想文化传统中，同样有着"酷爱自由"的积极方面。（3）求实精神。先秦儒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人论世，反对生而知之；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道家主张"知人"、"自知"、"析万物之理"。这些都是求实精神的表。（4）应变精神。（见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见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发展的观点、自强不息和好学不倦的精神。（见丁守和：《中国传统文化试抡》，《求索》1987年第四期。）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见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