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1973年9月4日第一次公开亮相，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摧毁后，梁效也随即退出历史舞台。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还用过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十几个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声最大。
与同时期的“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初澜”（文化部写作组）等其他写作组相比，梁效更具有政治影响力，其消息来源也更广，名气更大，网罗的知名学者更多。
梁效产生的历史背景197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筹备十大的工作会议。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驳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1]。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大后，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两校“大批判组”其实就是梁效，它名义上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实际是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抽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关人员，拼凑起来的御用写作班子。
梁效的人员组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另有8341部队一名军人任书记，清华、北大各一人任副书记。梁效分为写作组、研究组，写作组负责具体写作，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主要负责对写作组的文章进行“把关”。他们先要由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此外，他们还要根据江青等的授意，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
该写作班子选拔的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文史哲专家，如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等。他们中间有四人曾被选为第四届人大代表，一人参加中共十大，两人列名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享受很高的政治待遇。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等曾任顾问。
梁效所写的文章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发表的有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而且，这些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重要机关报刊中都居于显赫位置，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主要文章有：
1973年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4年1月2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略论秦始皇的暴力》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4年1月2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4年2月1日，《红旗》本年第二期转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读柳宗元〈封建论〉》一文。本文先发表在1973年11月9日《北京日报》上。江青看后，深为欣赏，下令《红旗》转载；
1974年2月20日，梁效用不同的署名，在《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一期一口气发表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林彪再三挥舞“克己复礼”黑旗居心何在？》、《中庸之道和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以及《林彪鼓吹的“小国师大国”是叛徒卖国贼哲学》等文章共八篇以上，占了该期学报全部篇幅的一半左右，这是梁效的一次集中大亮相；
1974年4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先后在本年《红旗》第四期和《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发表。据说此文是影射周恩来的。
1974年5月6日，柏青的《“学而优则仕”析》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
1974年5月17日，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4年6月1日，梁效的《论商鞅》，在《红旗》本年第六期发表；
1974年6月1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在《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同时发表；
1974年6月20日，施钧、金戈的《谈商鞅变法》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三期发表；同日，《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三期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吕后》；
1974年7月8日，柏青的《剥掉孔老二“博学多识”的画皮》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
1974年8月20日，柏青的《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四期发表，9月9日，《北京日报》又加以转载；同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兼论历史上儒法之间卖国与爱国两条路线的斗争》、《论三国时期的法家路线》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四期发表，
1974年9月8日，《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一文在《人民日报》一整版篇幅刊登，刊登时又作了许多修改；同日，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论贾谊》、《古代伟大的无神论者——西门豹》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四期发表，《有作为女政治家武则天》这篇文章的原题是《法家女皇武则天》，发表时临时改了标题；
1974年9月14日，梁效顾问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
1974年9月28日，柏青在《北京日报》发表《封建末世的历史画卷——读〈红楼梦〉》；
1974年10月1日，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在《红旗》本年第十期发表；
1974年12月20日，梁效的《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点体会》、《论康熙维护国家统一和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历史研究》本年第一期发表；
同日，闻军的《论刘禹锡的政治诗》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六期上，1975年2月1日《红旗》本年第二期转载；
1975年2月4日，柏青的《论王莽复辟的历史教训》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5年2月25日，梁效的《评孔老二吹捧的子产——兼论春秋末期儒法斗争的阶级阵线》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一期；
1975年3月1日，梁效的《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一文在《红旗》本年第三期发表；
1975年3月15日，梁效的《剖析孔丘的‘仁’》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5年4月20日，梁效、闻军的《论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本年第二期《历史研究》上发表；
1975年4月25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评林彪所谓的“仁政”》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二期发表；
同日，梁效的《革命的专政，还是儒家的 “仁政”——试论太平天国在政权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杜甫的再评论——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潮》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二期上发表；
1975年8月25日，柏青的《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反动的孔学》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四期发表；
1975年10月20日，梁效的《洋务运动与洋奴哲学》一文在本年第五期《历史研究》上发表；
1976年年2月13日，高路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小评论《孔丘之忧》；
1976年年2月15日，高路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小评论《“仁”的妙用》；
1976年2月2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再论孔丘其人》在《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一期同时发表；
1976年2月，梁效编写《苏联二三十年代教育大辩论材料》；
1976年3月1日，高路的《反修必须批孔》一文刊载于《红旗》本年第三期；
1976年3月6日，梁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克己复礼”再批判》一文；
1976年4月20日，梁效的《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和高路的《“整顿”与“正名”》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二期发表；
1976年5月9日，高路的《尊孔反法的丑恶表演》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6年6月25日，秦戈的《谣言的破产与邓小平的垮台》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三期上；
1976年7月1日，高路、常戈的《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一文发表在《红旗本年第七期》上；
1976年9月1日，梁效的《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一文在《红旗》本年第九期上发表；
1976年9月，梁效用工农兵名义编写的《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列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七年》小册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九、十月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了《刘邦死后，吕后是如何按刘邦的既定方针办的》、《刘邦死后，他的既定方针是怎样传下去的》、《周勃是如何支持吕后的》等文章；
1976年10月4日，梁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1976年10月7日，梁效的《〈论总纲〉和克己复礼》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成为梁效历史上的最后一份公开记录。
梁效的解散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中共高层捣毁后，梁效也因被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点名而遭到解散，其成员受到范围不同、程度不一、长短各异的批判、审查，并被要求说清楚其与四人帮的关系。部分人员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