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征燠（1906-2003）出生在1906年的晚清时期，苏州吴江黎里人,现属于汾湖镇.劳苦大众遭受奴役欺辱、蒙受冤屈而无处诉苦，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却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也燃起了他伸张正义、力讨公道的雄心壮志。中学毕业后，他立志学法，报效国家。他先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读法律专业，又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荣誉研究员。这期间，他如饥似渴研习西方法律，掌握了深厚的法学知识。回国后在大学教授法律课程，兼做律师。1945—1946年他再赴美英进行司法考察，详细观摩学习西方司法体系、审判程序和证据采集，对中外法律的比较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倪征燠回国时，正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方因为证据不足，难以使土肥原、板垣等十恶不赦的战犯伏法而处于危急关头。深谙英美法律的倪征燠临危受命，挺身而出，决心为国家和民族讨回公道。“虽然采证艰难，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绳之以法，天理难容！我们无脸再见父老乡亲！”说到动情处，倪老眉峰上扬，仿佛又回到了昨日的审判庭上，对祖国的爱，对敌人的恨，跃然脸上。倪征燠不辱使命，最终用他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新中国成立后，倪老调到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任法律顾问，更好地发挥他的专业才能的时代来到了。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后，他多次作为代表出席国际海洋法大会；1981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84年，倪老以他高尚的品格和资深的阅历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到国际司法界最高荣誉的国际法官。
海牙国际法院的工作是繁忙的，许多东西还很枯燥无味，但它却是一项维护世界和平和友好的崇高事业。倪老虽已八旬高龄，却依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恪守职能，秉公执法。他任职期间经办的厚厚的案卷如今还静静地摆放在书桌上，它们既是他辛勤工作的忠实记录，也表明了他为世界人民的和平倾注心血、极尽心智。他说：“国际法官是超然的，超越国家利益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世界。”
离任后的倪老仍不辍耕耘，继续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和中国海洋法学会会长。他用“淡泊从容”四字形容自己一生的经历，真是恰如其分。正是一生淡泊名利，清正高洁，使他具有长者、智者的风范；而满腹学识和高超的技艺又使他不论面临什么问题，都能泰然处之，从容应对。倪老于2003年9月3日晚19点3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倪征燠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片断：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盟军总部主持下，由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倪征燠先生参加了法庭的审判工作，是我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我访问了这位在国际舞台上活跃了40年的老人。现在我把他回忆的一些片断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争取法庭上的主动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于1946年初。法庭成立后，即开始受理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这些战犯都是策划指挥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头子，其中有曾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和平沼骐一郎；有陆相、海相、外相等内阁大臣；有最高级的军事指挥官和特务头子。审判自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历时两年半。审讯工作采取的是英美法三国的诉讼程序。审判中，美国政府极力操纵法庭，并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了种种有碍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规定。如对每个战犯除设有自聘的日本律师及辩护人外，都要配置一名美国律师。这些美国律师在辩护中或诡辩狡赖，或横生枝节，故意拖延审判时间，以便为一些没有直接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寻机开脱。
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国民党政府没有充分的准备，以为只要法官、检察官的金口一开，大笔一落，就能严惩战犯，所以没有准备足够的人证、物证材料。审判一开始，我方代表就陷于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在战争中，中国受日本侵略危害最重，大半河山被日军践踏；千百万同胞惨遭杀害；亿万财富被劫掠焚毁。而今，在国际法庭的审判席上，中国却拿不出证据审判那些曾横行中国的战犯。代表们痛心疾首，又气又急，深感若不能严惩战犯，真是无面目再见江东父老。
为了摆脱审判中所处的困境，代表们决定到盟军总部查阅日本内阁和陆军省等几个部门的档案。他们夜以继日地摘抄、翻译、整理敌国十几年中的档案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拟出发言材料。其工作之繁重是超乎寻常的。代表们除了准备材料，还常在一起研究对付美、日律师的策略。有时还于住所内作在法庭上的控诉演习。为了防范日本侍者的窃听，他们以“土老二”、“土匪原”来蔑称土肥原；以“板老四”、“板完”(苏州话，“板定完结”)代替板垣。总之，为了赢得法庭上的主动权，他们花费了大量心血。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方代表掌握了大量有力的罪证，终于在审判终结时，使那些荼毒远东尤其是中国的战争恶魔，受到了法律制裁。在法庭的最后宣判中，法官用了八天时间，宣读了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判处七名主要战犯绞刑、16名战犯无期徒刑、一名战犯20年徒刑、一名战犯7年徒刑(有两名战犯在审判期间病死狱中，一名因得神经病中止审判)。
判决的25名战犯中，由我方要求判决的有七人：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这些战犯全部被判处死刑。
决不放过侵华元凶
按照庭规，审讯每个战犯都有确定的检察官及辩护律师。
检察官对所审理的战犯，不说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也有举足轻重之作用。因此，我方检察官为严惩血腥屠杀千百万同胞的侵华战犯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同检察长(美国人)再三争论。松井和土肥原一开始就无可争辩地分给我方审讯，但板垣却由菲律宾负责。检察长以已经分了工，在工作过程中改变分工将会影响菲律宾检察官的情绪为借口，不同意将板垣交与我方审理。我检察官据理力争，经过一番斗争，法庭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决定，板垣终于被掌握在我方手中。
判处松井石根
八·一三事变时，松井石根任日军在上海的派遣军司令官，后又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在侵华战争中直接指挥日军杀人放火，奸淫虏掠，罪行累累。特别是他一手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惨杀30余万中国无辜平民。法庭上，除我方代表控告外，还有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和亲眼目睹这一惨景的外国传教士出庭作证。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松井无可抵赖。法庭在实地调查取证核实后，判处松井绞刑。当法庭宣布判决时，这个当年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竟吓得面如土色，站也站不住了，是由两名宪兵挟持着离开法庭的。
审讯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把魔掌伸进了我国东北。后来，又伸到宁沪等地。他制造了一系列罪恶事件，迫害谋杀了无数中国人，罪不容诛。但由于他主要是在幕后策划指挥，罪行不外露，故罪证不易搜集。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司法部都找不到他的材料。倪征燠在赴东京前，曾找到在押的伪满洲国议院议长赵欣伯，请他提供土肥原、板垣两人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材料。开始，赵欣伯答应并写了一部分。但第二次找他时，他却变了卦，不但不肯继续写，还把第一次写出的材料夺过去投进煤炉中烧掉了。求证之难，由此可见。
审讯土肥原时，刚开庭他显得紧张。过了一会儿，他大概觉得我方抓不住多少证据，就变得轻松起来，甚至还有些满不在乎。后来审讯步步深入，我方代表一条条揭露出他的罪行，他才又紧张起来，不再作申辩，只是低着头等着最后的判决。
土肥原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原沈阳特务机关时的部下，日本人爱泽诚。他的证词大意是，土肥原掌握的沈阳特务机关只是收集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等。我检察官引用该机关专门用来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奉天特务机关报》(1935年)中的报道予以反驳。这张报纸的首页盖有土肥原的印章，里面大量记载了该机关在中国许多城市的阴谋活动。在其中的一页报纸上，载有“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的话。我检察官说，这是土肥原和板垣两人残害中国人民凶狠如虎的真实写照。爱泽诚面对实证，不得不低头认罪。可美国律师却从中捣乱，说这是在谈老虎，与本案被告无关。这种辩护不知是缘于无知，还是别有用心，令人啼笑皆非。我方检察官冷静地解释说：“‘谈虎色变’是说土肥原、板垣两人凶狠如虎，人们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得脸色都变了。”说完后，我方检察官向美国律师报之以轻蔑的一瞥。这时，在座的法官们哄堂大笑。
土肥原的另一个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天，当土肥原到天津阴谋活动，挟持溥仪潜往长春时，桑岛曾屡次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剩最后又给外务大臣弊原发出长电，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将溥仪装入箱内，用小汽车运到塘沽后，又用船载到大连的经过。我方检察官从外务省密档中查到了这些电报，并将其引入证词。而桑岛出庭作证时，竟然狡赖，说这些是当时听信了流言写出来的，不可靠。我方检察官当即诘问：“电报中讲你和土肥原的几次谈话，是不是外边的流言呢？”问得桑岛哑口无言，讪讪退下。
九一八事变时，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中，曾讲了一些对土肥原不利的事实。土肥原估计这些东西可能被引入证词。为争取主动，他反守为攻，将他与李顿的谈话记录，作为申辩的根据。他说，记录中有李顿称道他到处奔波，维持地方治安的话，这说明他是有功无罪的。其实，这是李顿针对他到处搞阴谋活动而讲的讥讽之词。在那次答李顿的问话时，他矢口否认挟持溥仪到长春的事实，这又与法庭提出的实证及他本人承认的事实大相径庭，对此他更不能自圆其说。
经过多次审讯，土肥原自知难以抵赖，同时也怕答辩时被迫说出更多的情况，暴露出更多的罪行，所以索性放弃了申辩权。我方检察官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不舍，又揭露了在板垣任陆相时，他曾来华妄图促使吴(佩孚)唐(绍仪)合作，建立傀儡政权的罪行。
无论是土肥原还是为他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否认我方代表揭露出来的种种罪恶事实，如制造中村事件、九·一八事件；挟持溥仪到长春，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策划华北自治，搞冀东傀儡政权；煽动内蒙独立；策划吴唐合作，搞伪政府；组织特务组织，大搞阴谋暗杀活动，等等。法庭依据这些确凿的犯罪事实，判处土肥原贤二绞刑。
击败板垣征四郎
审讯板垣时，为他出庭辩护的律师和证人多达15人。他们准备了大量的材料。但这些材料空洞无物，像是为九·一八 时的所有日本军阀开脱，根本不能证明板垣个人无罪，很快即被我方驳倒，法庭也拒绝受理。
板垣的第一个证人，是九·一八当晚柳条沟事件发生后，指挥日军的联队长岛本。此人说，他那天晚上在朋友家喝酒喝得醉熏熏的，回家后就得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报告。我方检察官当即打断他的话说：“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湖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作证人呢？”于是，岛本被法庭轰了下去。这个下马威使板垣的辩护班子一下动摇了。而后出庭的律师、证人，未上场先气馁了三分，上场后也拿不出真凭实据，一经辩驳，就理屈词穷。
板垣任陆相时的次官山胁，在为板垣作证时说了不少颂扬板垣的话，如说他是怎样整饬军队，如何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以结束战争等等。倪征燠当即诘问他：“你身为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陆相认可的了？”山胁说是。倪证燠接着提出：“那么1939年2月，山胁以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自支返日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板垣的意旨承办的吧？”山胁回答是。倪征燠指出：这个文件中列举了回国日军对亲友谈话的内容，如“作战军队，经侦察后，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强奸后，或者给予金钱遣去，或者于事后杀之以灭口”；“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用机枪扫射之，以测验军火之效力”等等，均反映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的实况。日本陆军省怕这些谈话在群众中广泛传播，暴露其罪恶行径，才下达了《限制自支返日军人言论》的命令。这种举动的本身，不就说明板垣等所犯罪行是确凿无疑的吗？这样一来，山胁的作证不仅没能为板垣开脱罪责，反而为我方提供了一个反证。
最后，板垣自己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主要说的是“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任陆相时，始终主张撤军言和；日本政府与德、意两国商讨三国公约时，他是不主张同时对付英法两国的；张鼓峰事件发生后，他是竭力设法就地解决的，等等。倪征燠根据日本外务省密档中的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互相(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会议等会议决议，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以及已故日本政府元老的日记等重要材料，一连反诘他三天。面对大量的事实，板垣无以答对，也无法狡赖推卸。关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征燠问他，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他任陆相以后，这是撤军还是进军？他难以解释，只好点头说是进军。对于德、意、日三国公约及张鼓峰事件，倪征燠根据西园寺园田的日记问他，是否因为这两件事，曾受到日本天皇的谴责？他耍赖说：“你们从哪里知道的？”倪征燠按照庭规催他作正面回答，他死不承认。
在反诘板垣时，一提到土肥原，特别是提到他阴谋策动吴唐合作的罪行时，倪征燠就怒火满腔，恨不得指着板垣的鼻子痛斥他一顿。但碍于庭规，他没有纵情行事，只是指桑骂槐地斥责他说：“你派去搞吴唐合作的，是不是就是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胁迫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的土肥原？”板垣在这一连串明指土肥原，实则历数他的罪行的反诘下，惊慌失措，什么话也说不上来。最后，板垣也被判处死刑，和土肥原一 起走上断头台。
1948年12月23日，七名日本甲级战犯，被送上了绞架，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1985年1月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五卷P965—968，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