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表演体系，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苏联）体系、布莱希特（德国）体系以及以梅兰芳（中国）为代表的京剧表演体系。
简单地说，所谓斯坦尼体系，指的是幕景化的、模拟现实场景的、创造生活幻觉的话剧表演体系；所谓布莱希特体系，指的是将舞台视为流动空间的、无场景无场次的、使演员与观众产生意识交流（即所谓演员与角色的“间离效果”），并带有某种哲理意味儿的戏剧体系。斯坦尼和布莱希特30年代在苏联都观看过梅兰芳的演出，不约而同地大为赞叹，都认为梅兰芳的表演可以印证他们各自的理论。后来，就有人称中国戏曲为“梅兰芳表演体系”。
实际上，斯坦尼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与梅兰芳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产物，三者并列，在理论上，逻辑上都不严密。如果要讲体系的话，那么中国戏曲是“神形兼备”（即写意）的戏剧表演体系。在世界戏剧史上，东西方古典戏剧（或传统戏剧）可以进行比较，但不宜将西方现代戏剧与中国传统戏剧加以类比。
斯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一概是“体验派”。斯氏提出：“要学习、观察、倾听、热爱生活。”每次演出都应该预先深入研究过的人物形象的生活逻辑，重新创造生动的有机过程。
贝·布莱希特出生于1898年。20岁时，布莱希特辍学，到战地传染病医院当救护员，写下了《死兵的传说》等诗歌，并开始写剧本。1922年，《夜半鼓声》获得了克莱斯特奖金，次年，布莱希特被聘任为慕尼黑小剧院的导演，后来又移居柏林，成为德国话剧院的艺术顾问。真正使布莱希特走向辉煌的戏剧是《三分钱歌剧》，它是作家“叙事体戏剧”理论的生动表现，打破了传统的“三一律”形式，依靠中心人物和分散的场景取得了一种“间离效果”，即不再让观众陷入恐惧与怜悯，以便于更好地认清人物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
从1933年起，在长达15载的流亡生涯里，布莱希特的足迹踏遍了欧美每一个角落。后来在丹麦的小岛上，他一住就是6年。悠悠光阴，漫漫行程，在苏黎世的旅馆，布莱希特见到了亨利希·曼、西格斯和本亚明；在莫斯科，他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访问演出；在好莱坞，他跟喜剧天才卓别林成了好友。整个40年代，他创作了《伽利略传》等三部经典戏剧，被视为莎士比亚、席勒、易卜生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
1948年，布莱希特完成了美学论著《戏剧小工具篇》，成为阐述“叙事体戏剧”的重要文本。直到今天，人们还将它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
譬喻剧《四川好人》发表于1940年，布莱希特虚构了3个神仙下凡寻找“好人”，结果找到一个贫苦的底层妓女沈黛，并给她一笔银元开了家店铺。沈黛的乐善好施很快导致了经营的困难。她受别人启发戴上了一副面具，化装成“表哥”隋大来剥削工人，又把得到的钱接济穷人。最后真相大白，作恶多端的隋大和“表妹”沈黛原本是同一个人。布莱希特以此写出了两重的人性，在他的笔下，从来就没有完人。例如科学家伽利略既追求真理，又为了活命而向宗教法庭悔过。
《高加索灰阑记》套用了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的故事模式，灰阑判案法是让孩子站到石灰画定的圈内，生母和养母各朝反方向拉拽孩子，这有点像拔河比赛，谁赢了孩子就归谁。结果，女仆格鲁雪由于不忍心过于用力而使孩子受到伤害，两次都输给了孩子的生母、那个狠心的总督夫人。出人意料的是，法官最终却将孩子判给了善良的格鲁雪，只因她有着真正的慈母心。布莱希特改变了元杂剧中将孩子判给生母的故事情节，使得作品的社会意义得到了提升。
晚年，布莱希特获得过斯大林和平奖，1956年病逝之前，布莱希特留下遗嘱，不让别人瞻仰遗容，也不必念悼词，就把他埋葬在黑格尔墓的斜对面。仿佛只有这样，他那颗饱经忧患的孤魂才能够得到稍许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