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罗奇（KEVIN ROCHE）简介：
凯文·罗奇（KEVIN ROCHE）1922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1948年移民到美国，1964年成为美国公民。 他到美国的时刻，也就是其10年世界旅程的开始，每一年和一个不同的建筑师一起工作。第一站是在伊利诺斯州立工学院研究生学习，是从于密斯·凡·德·罗。后者 埃罗·沙里宁和阿尔瓦·阿尔托都是他的偶像。 当罗奇生活窘迫的时候，他加入沙里宁位于密歇根州的公司。 他未来的合作者约翰·丁克路也在1951年的同一时间进入该公司。从1954年 直到1961年沙里宁去世，罗奇是其主要设计助手。沙里宁去世以后，罗奇和丁克路 完成了10项重要工程，包括：圣路易斯拱门、[BAIKE]纽约JFK国际机场TWA候机楼[/BAIKE]、杜勒斯国际机场、伊利诺斯州MOLINE DEERE公司总部、纽约CBS总部。
沙里宁去世后，罗奇的第一个设计是奥克兰博物馆。该城计划设计一座 纪念性建筑以收藏其自然历史、技术和艺术方面的珍贵物品。罗奇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构思： 一系列底层混凝土建筑占地四个街区，分为三层，每一层的平台是其下一层的屋顶。这座新颖的花园屋顶博物馆成为罗奇的设计商标。
评价凯文·罗奇（KEVIN ROCHE）：
在《当代建筑家》杂志中，C. 史密斯(C.SMITH)这样评论罗奇：“他示范了根据特定情况进行特殊设计的方法，因而其设计作品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和多样的风格”。此外，他称罗奇和丁克路: “在以政府、教育和商业机构为业主的当代美国建筑师中，他们是最大胆和善于创新的。” 罗奇坚信：建筑师不应该落入僵硬的设计框架中。他拒绝别人给其作品贴标签或分类。
谈起他最近的设计：通用食品公司(GENERAL FOODS)总部(纽约)，罗奇说：“它既不是后现代或前现代的，只不过是一项再简单明显不过的设计。它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心。设计应需要而生，它为工作者提供了很合适的环境。我认为它将获得公众的认可。”
C. 道格拉斯·狄龙(C. DOUGLAS DILLON), METROPOLITAN艺术博物馆馆长，在接受AIA会刊的采访时说：“他们为博物馆所设计的增建工程是完美的艺术品，是他们天才的体现。”
罗奇最受赞誉的设计之一是福特基金会大楼（纽约）。这座建筑由玻璃、锈色钢筋和暖褐色大理石构成，宽敞的中庭高达12层 。
在过去的20年里，罗奇总共主持了51项重要工程。《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在《旅行与休闲》(TRAVEL & LEISURE)杂志中称罗奇是“20世纪最有创造性的玻璃建筑设计家”和“令人注目的创新设计家，他的作品没有落入僵硬的设计框架中”。
早在10年前，沃尔夫·冯·埃卡特(WOLF VON ECKARDT)在《地平线》(HORIZON)杂志上这样评价罗奇和丁克路： “他们领导的建筑艺术不追求形式化和未来化，而着眼于将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变得更适宜居住和富有吸引力。”
凯文·罗奇（KEVIN ROCHE）获得奖项：
凯文·罗奇早年获得过如下奖项：加利福尼亚政府杰出设计奖、纽约州政府杰出设计奖。他1945年在爱尔兰国立大学获得建筑学士学位，并于去年在WESLEYAN 大学获得另一学位。1974年，他们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建筑公司奖”。此前，纽约市政府于1968年授予他荣誉奖章。1976年，美国设计师协会授予他“完全设计奖”。1977年，法国建筑学院授予他金质奖章，并于1979年授予他院士称号。 198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 此外还有更多各类奖项。
凯文·罗奇（KEVIN ROCHE）代表作品：
DEERE WEST办公大楼,福特基金会大楼,联邦广场饭店,奥克兰博物馆
凯文·罗奇（KEVIN ROCHE）作品选：
DEERE WEST办公大楼
三层高的钢结构附加部分由一座覆盖玻璃的长钢架桥和七层高的公司总部大楼(钢结构，由埃罗·沙里宁设计，1964年建成)连接，在大楼内部有一个面积达1/4英亩的玻璃顶多层花园，该花园被作为“室外”餐饮空间；一个自助餐厅和其他的用餐地点也被安排在附近。
福特基金会大楼
大楼为它的使用者创造了一个舒适的空间，使基金会的成员能够在这里分享他们的计划，目标，互相关怀，帮助长成一种融洽的团队气氛。 建筑物被设计得尽可能的低，可以仔细地看到周围街区建筑的轮廓。结构形式为钢梁和混凝土柱构成的组合式。
联邦广场饭店
大楼的形式不仅反映了内部的功能要求和地段限制，同时还通过北立面的倾斜后退及南立面的斜角而与周边的低层建筑相协调。办公楼层的层高是12英尺，宾馆楼层层高是9英尺。楼顶有一个网球场，第27层是游泳池和健身房，而地面一层则设有商店和餐厅。
设计哲学--凯文·罗奇接受普利策奖时的演讲
现在，名声远扬（也许是臭名昭著）带来大量的来信。这是令人刺激振奋和很有裨益的。
让我随便举个例子，这样你也许能和我同享快乐。 这是一封来自新墨西哥州某女士的信。在其开篇说道： “我认为普利策委员会的成员一定是发疯了：1982年，他们竟颁奖给一个用玻璃、石头和钢筋作设计的建筑师，这些浪费能源的材料过时、老旧又惹人厌恶。我是读过那些 赞美的报道：感性的公共空间和探索优雅的艺术等等，但对于我这样深爱着祖国和艺术的人而言更让我激愤，因为这个奖项必将影响建筑学院的教学，同时助长这类早该进坟墓的设计之风。”所有这些都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标题是粗体字：你今天为阻止核战争做了什么。
的确，我回想了一下，那天我确实没为阻止核战争作任何事。出于人的本性我立即想为自己作辩护，但是，一座建筑难道不代表着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我们不希望将我们文明的成果传达给其他人吗？我们不仅希望我们目前所作的是神圣、有用处和美丽的，更希望它还清晰的表达了我们自己的渴望吗？我们还希望这是一种可以和未来交流并影响着未来人的艺术，就像我们自己被过去深刻的影响和感动。
建筑艺术是我们留给历史的印记，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作出结论的艺术。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在未完全理解建筑的本质之前不能专横的将它强归为某类艺术，而关于艺术谈的过多也将危险的将它混同于流行的时髦。艺术的产生是艰难的，它源于对事物本质的深刻思考，而绝非简单的接受或赞美。
我们常常容易忘记我们是为那些必须看到和使用这个建筑的人们进行设计；我们还常常忘记 这些人都是具有不同需求和品位的独立个体而并非简单的“群众”。我们应承担起创造环境的 责任，并利用我们的职权引导和教育社会去改善它的生存环境，而将判定什么是艺术、什么 是创造的权力留给未来的时代。让未来的时代评价我们的文明。我们全体现在都应为创造一个 可以与自然和他人和平相处的环境而努力。建设好的建筑即是和平的行动。希望这将不止是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