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随黄兴到蒋介石鹰犬谷正伦[1]幼年在私塾读书的时候，就爱耍小聪明，不守规矩，喜欢击
剑、打架闹事：，一天，他放学回家，路过一座小桥，流水叮咚，蝶飞鸟鸣。两个小牛犊正在桥上顶头戏耍。他拿起棍棒打去，其中一头因惊吓在慌乱中掉进潺潺的河水里。他却站在一旁哈哈大笑，甚为得意。第二天，一个戴着眼镜、身穿蓝色长袍的老先生把四十多个孩子集合在一起，就此训话，最后狠狠打了谷十大板。谷正伦两只小乎被打得又红又肿，他含着眼泪却没有哭。
1905年，谷正伦考进武昌陆军中学， 学习三年毕业。、这时，正逢清王朝选拔一批青年出国留学，他由此得以东渡日本。在“亚太”号船上，他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和一群时而低俯时而高翔的海鸥，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到了东瀛，他先在东京振武学校完成基础学业，又到陆军士官学校炮校就读，期间受孙中山、黄兴等人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谷正伦因为对黄兴非常敬佩，所以虽然学业未满，仍请假回国，追随黄兴参加革命，任汉阳总指挥部少校副官。不久，黄兴到南京上任，谷也跟随前往。
谷正伦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他随即又重返日本原校复读，两年后毕业。谷正伦从日本二次回国时， 同盟会内派系林立。贵州军政大权掌握在兴义系军阀王文华手里、1916年9月，谷正伦肩佩大校徽章，气宇轩昂地投奔到这里 他和何应钦成为王文华派系的中坚分子不久，谷又晋升为旅长，成为黔军中的实力派人物1921年3月16日，在一次暗杀中，王文华中弹身亡，
谷正伦和何应钦对权利都是垂涎欲滴，都想利用这个群龙无首的机会，扩充自己的势力，争夺主持黔政的头把交椅。何应钦身兼贵阳市长等八个要职，处心积虑地在各方面排挤、打击谷正伦，谷发出的密件被他截获，省外给谷拍来的电报被他扣压……对此，谷正伦恼恨在心，谷正伦毫不示弱，进行反击，联合第四旅旅长张春浦，一方面在遵义发出声讨何应钦的通电，另一方面又密令团长张行伟率部队快速向贵阳进逼。谷又与五旅新编团团长孙勤梁联合起来，集中全部兵力，突然袭击，杀得何应钦军阵脚大乱。接着，他大造舆论，说何“欺世盗名，独断专行，民心怨怒……”何应钦十分恐慌，自顾不暇，于一天细雨蒙蒙、阴风飕飕的黑夜，只身窜到贵阳北天主教堂里，低三下四地向洋教士司徒拜山双手合拢道：“吾暂时有难，求上帝保佑，、”他住了三天，觉得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又化装成一个修女，逃出贵阳，潜往昆明，
不久，孙中山率军北伐桂林一天，在山清水秀的“越秀阁”，大总统正在批阅电文，谷正伦进来了；他衣冠楚楚，一派军人英气：先行军礼，然后坐下，信誓旦旦地说：“为了共和事业．求拜总统门下 只要先生发话，绝对服从，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孙中山向他简要地说明了形势和任务，遂任命其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 尽管给他掌握的军队不足千人，但是，这个头衔对他来说已经是很荣耀的了。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参与了进攻南京雨花台高地的战斗,炮兵几攻不下，谷正伦因为学过炮兵知识，便亲自上阵开了几炮，发发命中目标，为攻占南京打开了缺口。
克城的当天晚上，震惊中外的“宁案”发生了，一时南京秩序大乱 蒋介石急令贺耀祖将独立第二师扩编为第四十军，维护南京治安。扩编后，谷担任第四十军师长。北伐军攻占南京后，程潜首任南京卫戍司令，后由贺耀祖继任，贺率部参加北伐张作霖，谷受命代理南京卫戍司令 日本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在交涉的过程中，蒋介石对日妥协，以贺耀祖为牺牲品，免去贺所兼各职，谷正式担任南京卫戍司令。
谷正伦的封建意识非常浓厚，笃信星相和因果报应关系。在宪兵学校作《精神教育讲话》时，他常讲《忠经》和《孝经》。他对独夫民贼蒋介石心领神会，恭顺至极，蒋介石到宪兵部队训话，他总是立正站在蒋的身边，洗耳恭听，一副“总管”架势，一副“奴才”形象甚至对待蒋的其他文臣武将，他也是逢场作戏，媚态百出，1937年3月15日，陈立夫到南京宪兵学校对特务教育班第二期学员讲《唯生论》， 口若悬河，胡诌八扯，讲了两个小时，谷正伦也端端正正站在讲台边，好像很认真地听了两个小时 他以这种恭顺态度来“捍卫”南京，编练宪兵的“政绩”，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和信任，使得他能以非“黄埔系”军人的身份立足于蒋家王朝，并始终掌握军政实权。
谷正伦善于文墨而拙于言谈。他讲话中带有“这个，这个”的口头禅。一次，在给他的狐朋狗党讲话，有的人正襟危坐，有的人歪头斜脑，有的人目不转睛，有的人若有所思他面对台下五百多名听众， 虽然居高临下，志得意满，但是第一句话还是让人倒了胃口。 谷的速记员王彪是个有名的“机灵鬼”，从谷走上讲台开始，每讲一个“这个”，他就在笔记本上记下一个点，结果一数，谷一连说了十四个“这个”后，才讲出一句话来,台下有的窃笑，有的私语.
从卫戍司令到“宪兵之父”谷正伦在南京政府中最显著的“政绩”就是替国民党编练宪兵、1927年，“宁汉合流”后，谷正伦把北伐时期的宪兵营扩编为宪兵第一团，把他原来任师长时的一个基干团改编为宪兵第二团，又把原武汉宪兵团改为宪兵第三团，另外还成立了交通宪兵第二团。1929年，谷正伦以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名义，设立了宪兵教练所，自兼所长。次年，他又向蒋介石提出成立宪兵司令部，充实宪兵教练所，扩建宪兵部队的建议．蒋介石很快批准了他的方案；1931年，宪兵司令部正式成立，蒋派谷正伦兼任宪兵司令 宪兵司令部下设总务、军需、警务、军医、军械、政训六个处。
1932年，谷正伦把宪兵教练所改称宪兵训练所，扩大规模，加强力量，1935年3月，谷正伦又把宪兵训练所改为宪兵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谷正伦任教育长.这期间，他一面通过宪兵学校培训骨干，一面招考新兵。新兵训练期满后，即编成新的宪兵团，遣散原有的宪兵。1937年，谷正伦的宪兵团已编练成十—个，到1940年他去甘肃任职时，增加到了十九个。谷正伦正是由于这一“政绩”，在国民党人士中赢得了“现代中国宪兵之父”的称誉。
谷正伦为蒋家王朝编练的宪兵队是个宪兵与警察、党务与特务、处常与备变一体化的反动军事组织 凡宪兵团官兵只要穿上便衣，就可以进行特务活动；特务们只要穿上宪兵服装，就能够担负起宪兵的—切公开勤务。
谷正伦任宪兵司令期间，在各宪兵团中建立警务室和“特高组”，在宪兵中实行特务统治，要求对上级绝对服从.他区所谓“匪患”他在辖区内成立三个“清剿区”，令剿匪部队“见匪就杀，除恶务尽”。谷为了调查农村户口，组训民众，侦防“匪情”，便在宪兵团各团选调了百余名年龄较大的老班长，由警务处进行短期的业务训练后，派到各乡镇去任“助理员”。由于谷部以“剿匪”为名，滥杀无辜，激起“怀化事变”，黄岩地区一天中杀死了二十多个“助理员”—谷正伦恼羞成怒，下令屠城他调兵围攻黄岩，他要求其喽哕们“限期攻克，不要俘虏，全部杀掉”，并许愿说：“干得好了有奖，空口无凭，以人头论赏”结果，黄岩被攻下后，数十里方圆内，谷部宪特见人就杀，妇孺不免，上千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宪兵们因人头太多，不便带回领取赏银，便改为割下两只耳朵代替一个人头此后，臭名昭著的“谷屠户”远近闻名，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谈谷色变，小儿不敢夜啼。
谷正伦与“CC”关系十分密切在抗战爆发前，双方就一直狼狈为奸。谷正伦控制下的南京卫戍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与中统特务配合，共同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谷正伦是贵州省安顺县城大箭道人，生于1890年；谷氏为黔中望族，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其父谷用迁是前清举人，谷正伦既非蒋介石的“门生”、“故吏”，也不是蒋介石的同乡、好友。但是，他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不仅担任南京宪兵司令长达十年之久，而且还曾先后任过甘肃省和贵州省主席，做过蒋家王朝的“封疆大吏”。
从宪兵司令到陇、黔政府主席1940年12月1日，谷正伦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上任前，他专门到重庆向蒋介石请训，蒋特赠给他一部《左文襄公全集》(清左宗棠著)，让他效法“前贤”，在西北“建功立业”：
40年代，诬传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有毁灭中国艺术之阴谋”，被演绎得活灵活现。甘肃省官方也被这些流言蜚语所迷惑，曾经三番五次地扬言要对张进行“查办”。身为甘肃省主席的谷正伦就曾给张大千拍去了措辞严厉的加急电报，“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追究不恕”，以示警告。张大千受到的冤屈和压力可想而知。当时，他正在敦煌县城东二十五公里的莫高窟修复《张议潮夫妇出行图》：这幅画从一花一叶、神、佛到表现当时当地历史人物的活动，构图精细，栩栩如生；他沉浸在金碧辉煌、绚丽夺目的石窟艺术宝库里，他那大脑的皱折里，深思、惋惜、愤恨帝国主义严重破坏和大量盗窃的罪行余波未消，又遭遇到甘肃省当局的无理指责，痛心疾首，拂袖而去!
反动派也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946年年底，蒋介石为了适应发动全面内战的需要，又将谷正伦调任南京国民政府粮食部部长。
这时候，谷氏三兄弟都在南京任职，二弟谷正纲任社会部部长，三弟谷正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长。但彼此来往很少。这是因为在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斗争中，三兄弟所依靠的派系不尽相同，担心来往过密会引起非议。
早在1935年11月，谷正伦和其弟谷正纲、谷正鼎在国民党“五大”会议上，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谷氏一门三中委”成为当时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三兄弟同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谷正伦虽然见过外面的世界，但他的封建思想却很严重.在安顺老家时，凡是招待客人，只要父亲在场，他是不就座的，有一次，他父亲宴请他的警卫连长冷如冰，他一直站在父亲身后负责斟酒；如果父亲不在，他便以长兄自居，摆出家长的架子。一次，谷正伦从甘肃回老家探亲，谷正纲出门去迎接，向他鞠躬敬礼，他好像没有看见一样，照样和其他人一边走—边说话，谷正鼎的思想却比较独立，对谷正伦的封建礼节不以为然。
1948年，谷正伦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不到半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派溃不成军，许多高级将领纷纷投降。1949年年初，行将灭亡的蒋介石获悉云南省主席卢汉有准备起义的迹象，即在重庆召见谷正伦，任命其为：“川黔援滇军总司令”，要谷率领罗广文的十六兵团和何绍周的十九兵团去攻打卢汉。谷接此重任，受宠若惊、回到贵阳，他便在甲秀楼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酒到酣畅时，他对其左右摇头晃脑地吹嘘：“我这一生中有三件得意之事：一是我在中学毕业时考试成绩得了第一名;二是在南京雨花台打孙传芳、张宗昌时，我大显身手；再就是这次受委员长之命援滇。因为，历史上总是云南人打咱们贵州人(指辛亥革伞后云南军阀三次入黔)，这次我非要好好地收拾一下他们不可.”但是，他的美梦落了空。由于卢汉巧妙应付，云南起义成功了.他率军攻滇，未能到达昆明。他在进攻云南的途中， 当地群众对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切齿痛恨,声言“要用八十九块银元买下八十九军人的一斤肉”。谷正伦早就感到刘伯龙自恃是蒋介石的亲信，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还曾对谷“逼官”，要挟他把所兼的各职全部交出来。这时，谷正好借平息黔东民愤，派人将刘杀掉.
1949年11月，解放军攻占贵阳附近的龙里县城，谷正伦见势不妙，仓皇撤离贵阳，逃到昆明，住在东城杨池生家里。杨家庭院雕梁画栋，古朴高雅；分前后两座大宅院，另有一个小花园。园内小桥流水，蛙喧鸟啼，假山奇石，竹影摇曳。这天晚上，杨为谷洗尘，请来卢汉作陪。当时，在昆明乘飞机必须经卢审批。谷担心卢刁难，便伪称是奉“蒋委员长”电令前往台湾。卢汉这时候正忙于对付蒋介石，对谷正伦要走并不阻碍，很快地给办了购买机票的“许可证”11月29日，谷正伦同韩文焕、张法乾等由昆明抵达香港。因为杀了刘伯龙，谷正伦害怕蒋介石给自己过不去，就在香港开了一个“贵州公寓”，靠收房租来闲度日月。
在我国发行的近千种老银币中，问世最晚、流通时间最短的品种是贵州省造的甲秀楼银元。该币设计新颖别致、铸工甚为精湛，正面中央为贵阳有名的甲秀楼风景图，上环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字样，下环为“贵州省造”字样，在楼柱的右侧下特别铸了一个很小的“谷”字，该字很隐蔽，只有仔细察看才能发现；此“谷”字是谷正伦费尽心机策划的，目的是要显耀一下自己的家姓，以传播黔中内外甚至整个中华大地，这种银元存世稀少，已成珍品，现在只有在一些大型的银币拍卖会上才偶有露面、
1952年年初，身居孤岛的蒋介石宣布既往不咎政策，以稳定军心，招集旧部，增强其内部的实力，谷正伦又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担任国民党的国策顾问，但为蒋所猜疑，谷在政治上失势。他整天郁郁不乐，沉闷中，信奉起了天主教，每逢星期天都要到教堂里去祈祷.1953年11月30日，谷正伦因胃癌在台北寿终正寝 尽管蒋介石对他已是冷眼相待，他临死时还是说：“余随总裁三十余年，蒙特达之知，不得反攻大陆，实死有遗憾。”由此可见谷正伦对蒋介石是如何的死心蹋地、忠贞不渝了.但是，他这个终生与人民为敌的人留下的遗言，蒋介石会作何感想?天知道!
年谱1889年——1925年
1906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保送湖北陆军中学学习。
1909年再保送日本振武学校深造，并于其间参加中国同盟会。
1911年，回国随黄兴参加武昌起义，12月任汉阳总指挥部少校副官。
1913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陆军部少校科员，不久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炮兵。
民国5年(1916年)，学成归国后任黔军炮兵团上校团长，不久传任步兵团长。随后的护法战争中率部入川，攻克成都、遂宁。
民国9年(1920年)，升任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民国10年率部撤反贵州，奉孙中山令兼任贵州南路卫戍中将司令。在平定桂军陆荣廷叛乱中，6月兼任中央直辖黔军第四路军中将司令，率部攻克柳州，进占桂林，12月升任中央直辖黔军上将总司令。后因部属叛变回贵阳，化装经重庆抵上海闭门读书。
民国14年(1923年)7月任湘军第一师顾问，10月兼军官讲习所少将教育长。
1926年——1936年
民国15年(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率部北伐克九江。
民国16年4月，升任四十军第一师师长。
民国17年兼任南京上将戒严司令、首都中将卫戍副司令。
民国21年(1932年)，任首都上将卫戍司令、宪兵中将司令、代理南京市市长，成立宪兵训练所，制定宪兵制度，开办宪兵学校，组建宪兵。
民国23年(1934年)6月，平息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失踪事件。
民国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
民国25年兼任宪兵学校中将教育长。
民国26年兼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监。
1937年——1945年
1937年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南京失陷后，率宪兵司令部至湖南长沙。
1939年2月，任鄂湘川黔绥靖主任兼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任中清查户口，建全保甲，巩固抗战后方。
民国29年(1940年)，调任甘肃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民国30年兼西北训练团副团长，9月任行政院水利委员。
民国31年(1942年)，兼甘新公路督办。任职期间重视建设、民生，发展农林牧，修筑天兰铁路；整顿行政，改善粮政，除弊便民。
1946年——去世
1947年6月，调任国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粮食部长。
1948年5月，回任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后有任贵州绥靖上将主任。任职期间召训财经干部，扩充保安团，进行反共自卫干部训练。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逼贵阳，只身经昆明飞香港，又转飞台湾。
1950年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
1953年11月因病在台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