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泽（1904-1967）字兆民，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毕业。著名特务。
生平事迹康泽是中华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复兴社的名字就是康泽取名的；康泽亦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三位创始人之一（另外二人为刘健群、陈立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字也是由他建议而被采纳的，其受蒋中正之宠信可见一斑。
康泽曾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毕业，但不认同马列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回国后不久建议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采用俄国保卫局制度（格别乌），保护政权。初在南京国军总部任侍从副官，中原大战结束后，1931年经蒋批准成立南昌行营别动总队，康泽任少将总队长，在江西剿共时期为蒋所重用。在共军曾建立过的根据地，康泽的别动总队特别活跃，督促地方进行清剿，恢复政权行使。在共军长征之际，蒋派薛岳率中央军追剿共军进入川、康、贵、滇地区，每个县都有康泽的别动总队，以之监视地方共党与左派份子，作用极大。
康泽所带领的别动总队（共产党称为特务武装，而康泽不认为自己为大特务），其队员的成分，乃是收容黄埔军校的失业学生而组成。按期别有校尉之别，人数初为数百人，后来发展至数以万计，当年的刘伯龙、公秉藩等将军都是康泽系要人。1932年后，康泽担任过中华复兴社中央干事与书记及国民党中央委员，深受蒋的器重，即成为共党所谓蒋中正的十三太保之一。1933年，蒋中正在庐山成立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任用康泽当主任，招收各省高中毕业生，每期数百人，爰成为康泽集团的政治骨干。
有人认为康泽不仅是蒋中正的爱将，一度亦为蒋蓄意培植的接班人之一；但后来蒋经国自俄归来，且在赣南颇有表现，康泽与蒋经国为争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长和团中央领导位置及青年军的编练工作而发生直接冲突，终不敌蒋经国。他长期控制的别动总队，改编为新28师、新29师，编为第66军，远征缅甸。康泽想任该军军长，但何应钦认为康泽没有作战经验未予批准，改由张轸充任。抗战胜利后，蒋中正派康泽出国考察，1947年回国，就任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
1948年襄樊战役中，襄阳城破，康泽被俘，蒋中正曾在军事会议中肯定地说：“我所知道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像张灵甫那样壮烈成仁。”事实上康泽受共党改造13年后出狱，并被安排在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同样身属战犯，与康泽相处十年的李以劻曾言：康泽思想仍忠于蒋中正，虽经改造仍无多大改变，更谈不上有认罪服输的心理，表面上痛骂国民党与培植他的校长蒋中正，共党宣称改造成绩很好，但实际上康泽对于共产党是仇恨的，对共党私下亦有微词。
毛泽东曾讲过“农民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等话，共产党与康泽长期势如水火，双方都沾满了对方的鲜血，所以康泽没过得了文化大革命这关，其下场是半夜被红卫兵打得半死，后被拖进秦城大牢，伤重而亡。
康泽在蓝衣社的事迹——摘自《蓝衣社碎片》
蓝衣社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吸收了一万余名各类军校毕业生，其中大多数是政治军官、宪警人员、特务头目。两年里，它也多少改变了民国脆弱、涣散的图景——官场与民间、官员和社会的严重隔绝，改变了基层官兵得过且过、横行市井的习气。
它更使蒋介石在“二次复出”后，成为了南京无可怀疑的头号人物。但南京的第一生存要务是维系脆弱的平衡。蓝衣社却破坏了这个平衡。政学系首要人物、蒋介石的头号幕僚杨永泰，从1932年年底起就不断地以“养虎遗患”的历史经验来告诫蒋介石，已到了遏制蓝衣社发展的时候。随着几千名“带兵官”的进入力行社和军人会，蓝衣社已控制了南京部队的一小半。更令人恐惧的是，胡宗南、桂永清、关麟征、黄杰、俞济时、宣铁吾等十余名魁首，他们所带的兵都是南京最精锐的部队，是这个政权的基石。
他不怕“蒋家天下陈家党”，但他怕“蒋家天下蓝家军”。失去军权，何来天下？
1932年年底，就是“元旦公告”前夕，他指令腾杰，“停止在带兵官中发展成员”。
1933年7月，就是贺衷寒在庐山开始训练他的3400名政治军官的时候，他就指令一个仍然年轻、前途无量的军官，也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这个军官训练团以“带兵官”为对象，受训人员将达7500人。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可以代表“黄埔系”。他要使黄埔几千将军、数万校尉重新组合，最终出现三个小派系，即何应钦的保定系，贺衷寒的政工系，和一个新的“武官系”。
他开始冷落如日中天的贺衷寒。在这个庐山的沉闷秋天，凡是贺衷寒的上行报告，他一概批示以“退回、重做”，“昏聩，不会做事”等话语。
他开始指责明瓦廊，指桑骂槐地指出“湖南小团体”的存在。甚至在一些场合，他拐弯抹角地说贺衷寒有“野心”，“脑后有反骨”。这些批评给肖赞育、邓文仪等造成很大的压力。至于性格乖张、原来就不大买贺衷寒账的丰悌，更立即疏远了他。
这一年9月，对被认为是蓝衣社“最重要文献之一”的《一得集》，蒋介石潦草地批注了“不晓大道”、“狂妄”、“可见幼稚”等话语。
这个黄埔建校9年以来一直的“政治领袖”，这个连政敌都不敢就他的个人忠诚加以攻击的“忠臣”，此时开始成为蒋介石的“逆子”。
许多老于世故的官僚都“世事洞明”地看到了贺衷寒的失宠。甚至，连康泽都隐约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但只有贺衷寒自己，虽然也偶尔不解，失意，愤懑，却以容忍、等待的心思，一种“饮冰怀霜”的情结，继续在庐山上奔忙着。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是贺衷寒前半生的面貌。但，当蒋介石不为人觉察地酝酿孵化“武官系”时，他就再也不被信任了。他一生宦海的“三起三落”，第一落就从此时开始。这一落似乎声色不动，但却巨大无比，一个“蓝衣社帝国”的主宰者，一个黄埔系的政治代表，一个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从此再也不能染指那权力的峰顶了。
意欲夺之，必先予之。当“武官系”已经初具雏形的时候，蒋介石谙熟民国政局规律的眼光、手腕，再次表现了出来。他先给了蓝衣社“三大派系”之首的地位，给了蓝衣社“真正的革命党”的赞誉。而如此慷慨的手笔，铺垫的都是“军人会”的解散。
他新近任用的那个未来“武官系”的首脑，名字叫做陈诚。
还不仅如此。这一天，蒋介石再次下令，把西南人控制下的“革命同志会”的大约一千名失业军官并入别动队。在陈诚之外，他还要在蓝衣社内人为制造一个可以和贺衷寒、“湖南派”、政训势力相抗衡的小组织。这就是康泽、“西南派”、别动队。
邓文仪后来谈道，“……随别动队之坐大，以康泽为首的西南派势力终于成型”。
和“滕杰时代”一样，蓝衣社的“贺衷寒时代”，在短短9个月后就开始落幕了。
效仿“党卫队”、解散军人会，使康泽不仅控制了别动队这个蓝衣社惟一的军事组织，还使他通过任觉五、叶维，间接控制了蓝衣社惟一的二级组织。一个康泽与贺衷寒、西南人与湖南人相对峙的局面出现了。
也是这一天，蒋介石亲自把几千名受训人员带到庐山海会寺，编为由陈诚任教育长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四营。
编营当天，蒋介石亲到操场，对他们吆喝起了口令，并亲自点名报数。而后又开始训话。这同样是蒋介石一生中罕见的虽无文采、略显不伦不类、但激情澎湃的训话之一。
他努力地挥动右手：
“同志们、军人们！……你们受训毕业以后，将要负最重要的责任，只要你们能耐劳吃苦、冒险犯难，那么，你们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你们自己可以完全不要考虑，我替你们完全负责！……”（《康泽自述》）
此后，陈诚公开评价：“……精神和纪律，均以四营为最好。”
何止是精神和纪律？数以千计的前无产流氓者、在各个城市无事生非的前“失业”学生，都已经认识到康泽将给他们带来不可限量的前途。此后几年，别动队不仅是蒋介石的私人“党军”，也是康泽的雇佣军。
在短短两周的庐山集训后，康泽对别动队进行了组织设计。
这首先是一个全盘效仿党卫队的组织。康泽设立了一个庞大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总队部”。总队以下，以“三三制”的党卫队编组为模式。即总队辖三大队、各大队辖三支队、各支队辖三中队、各中队辖三区队，区队下设分队。分队配轻机枪一挺，各成员步枪手枪各一支，自成一个行动单位。
别动队的服装也效仿党卫队，一律灰色军装、灰布绑腿、白衬衫、黑鞋、黑袜，腰扎横皮带。此外，各中队的第一区队“规定为便衣区队，持有特务证”（陈少校《黑网录》），以方便秘密活动。组织上采用“军装掩护便衣，便衣领导军装”的原则，从而形成三层结构，即总队——便衣——普通队员。
康泽对别动队颁布了极其严格、具有蓝衣社和党卫队双重风格的纪律：别动队成员不许辞职，每个人都要做到“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任何私事都要向上报告，得到批准后方可进行；在江西工作期间不许结婚，不许离开营房，每晚组长都必须组织查铺；等等。违背这些纪律中的任何一条，康泽都有直接处以死刑的权力。
思想控制则更为严格。康泽规定：除《领袖言行》、《力行哲学》、《我的奋斗》等书外，禁绝成员阅读任何别的书籍。
至于成员腐败，康泽更宣布“即使进民宅只取一只鸡、吃一顿饭而不付钱，指导组也可处死”。为杜绝腐败，他首先以身作则。许多原别动队成员几十年后都谈到，在江西的一年多时间里，康泽一直“着士兵服装，穿草鞋”，腰上别着一支匣子枪，这结合他的丑陋长相，一段时间里，许多不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伙夫。
这就是早期别动队的组织状况。1933年10月初，编组完成后，这群大部分装扮奇异、兵不兵民不民的人，这个带着枪管理着一半江西的“马上政府”，就开赴到以抚州为中心的前线和最近的收复区去了。它的总队部驻扎抚州，各大队沿南城、南丰、崇仁、宜黄、永丰等地散开。最后，各支队、中队及区、分队，布置满了各要线、要点。
蓝衣社的“别动队时代”开幕了。
别动队首先开始的，是对前线周边10余县原和平居民的编保编甲工作。编保编甲从社会调查、户籍调查开始。
便衣先进乡摸底，对乡村的人口、结构、谁家有人“通敌”、谁家田地被充公或者瓜分等情况进行调查。这非常类似于后来土改时期工作队的“划分成分”准备。
然后，就是一个区队或者一个分队的“下乡”。这一带的精壮已经很少了，共产党的征兵运动在过去两年内声势非常浩大。这样，他们的小股武装也几乎没有受到反抗。一个支队接管一个甚至两三个县，中队接管集镇，区队、分队则深入到村庄。小半个江西在一夜之间被他们接管了。
在他们进村进户之前，原来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色部队的人家几乎跑了个精光。此时，盖有康泽私章的勒令以布告方式，出现在村村镇镇：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别动队不咎既往。违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这个一手软、一手硬的野蛮政策非常见效。方舟，这个一度负责瑞金编保组甲的康泽嫡系，后来曾谈到，连“朱毛”经营日久的红都瑞金，都有一千几百名“赤色群众”到县政府办理“自新”。
逃亡地主、富农一批批地回来了，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苏区周围的几十里方圆都被辟为环状的“无人区”。康泽目光冷峻，指挥着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士兵，将数以百万计村民驱赶出他们村庄，像牲口那样圈入标准“战略村”，管束在“保甲制”之中。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制度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苏区。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枪毙灭门。一家犯事，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效果卓著。方舟《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道：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几乎没有人通敌，没有一粒米流进苏区”。
一个多月时间，别动队就控制了近20个县的数百万居民。“战略村”、编保编甲完成后，在别动队员、保甲长带头下，数十万居民被发动起来。他们手执“刀片、长矛、锄头”等原始武器，走上大小路口，布置了数以万计的“民众盘查哨”，以盘问、检查过往路人。
“禁运”、封锁交通等措施，就是在强大的民间管制以及“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瑞金的钳制。康泽命令，各盘查队伍一旦发现苏区交通员、二道贩子、走私的马帮驮队，不论有无“私通敌区”嫌疑，一律就地枪毙。其次，对稽查部队则一手软一手硬：凡勾结私运者一律枪毙；凡查获物质或举报受贿者，一律予以重赏。重赏是奖励给有功人员“全部抄没”，并连升“两级薪饷”。
后来，蒋介石给别动队的禁运工作有四字评价：“滴水不漏”。
物质极为匮乏的苏区，立即感觉到这个扼制的威胁。史料记载：在从境外流入物质变得非常困难以后，为反封锁，苏区的一些高级干部开始亲自领导物质工作。“……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红军工作部长李克农、执行部长李一氓两位部长的倡导下，成立了联合消费合作社，总社设在瑞金。中央苏区一些县的保卫局在总社的推动下，也相继成立了消费合作社。”
这些小型的“合作社”继续组织着越来越困难的私运，并集中食盐等物质限量供应。但当组织私运的人一个个被捕获枪杀后，物质的匮乏乃至没有尽头的饥饿，仍然像魔鬼一样冷冰冰地使苏区一片绝望。当时身患“打摆子”症，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毛泽东，接到何长工送来的特效药奎宁后，据说“流下了眼泪”。因为仅仅为这一小批药品，就死了一个交通员。
傅连璋医生回忆：毛泽东由此记住了比他小10岁的“康泽”的名字。几年后，他对埃德加·斯诺谈到了瑞金的毁灭：“……封锁……尤其是极端缺盐……整个地区人口锐减，有时是被强行大批迁徙，有时更干脆地被集体屠杀”（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20多年后，他进一步指出，毁灭瑞金的两个主凶，一是蒋介石，再是康泽。
在数以万计的保甲长的协助下，几万民工被发动起来。一条一条的简易公路被修建，连接不断地通往苏区，通往瑞金。
在公路逐渐形成环状包围时，依照德国顾问建议而构筑的“堡垒”接连出现了。无数的钢筋、水泥、砖瓦、土灰、工兵、民夫延绵数百里，被调集往前线。四个月之内，江西共修筑了2900余个钢筋水泥堡垒。
《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了这次工作：
“……至少有2万人被征来修建700英里的公路，目的是提高部队的机动性……他们的推进路线排满了碉堡……碉堡构成了支援网……这时民团被派驻守这些碉堡，而正规军则转入进攻状态。”
埃德加·斯诺形象地说，它是“一种长城……它逐渐地向里伸”。
1934年初，事实上，瑞金已在望。
瑞金在望前后，康泽已接管了江西六十余县中的大约一半。别动队已迅速扩充到五个大队一万余人。另外，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江西地方部队的两个师也划归康泽指挥。
“新江西模式”开始了。
“新江西模式”是一个富有历史意味的社会实验。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这个举措有双重目的：争取青年；断绝苏区兵源。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
刘操是原红四军交通科长、谍报科长，在一次执行外出任务时叛逃到南昌，后来到别动队驻江西泰和的第四大队部任职。他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
事实上，这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大的民兵组织。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也达几万人。
这个举动和朱毛红军的“赤卫队”异常相似，不同的是它更全面，更强硬。方舟回忆：许多民间的古老警报方式都被利用了起来，“……遇有红军游击队突然袭击时，规定以鸣锣放炮作信号，并发放烟火警报，附近部队、壮丁队、铲共义勇队都得驰援。”
当岗哨、民兵、壮丁组织都纳入别动队的管制后，“新江西”的面貌展现了。“皖豫重团警，江西重教化”是蒋介石制定的方针。教育、反腐败这两个“百年大计”，正是“新江西”模式的关键。
于是，各村的男女夜校和“民众查哨站”、壮丁队、“铲共义勇队”，一起出现在每一个村庄。他们强制要求所有的成年男女都进民众夜校，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
至少上千名的别动队员都担任过夜校教员。成人夜校之外，“新江西”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基础教育。别动队在江西兴建了大约2700所学校，几乎每两三个村庄就有一个小学。这些学校以“中山小学”、“中正小学”等命名，一年多以后入学学童即达二三十万人。结合民众夜校，两三年后，江西一举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最成功的省份。
土墙上的标语、各种朗朗的口号声，也迅疾有力地跟了进来。一时之间，江西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共产党”、“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那些拿惯锄头的青壮，也被要求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效果几乎和“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出色。邓文仪谈到，别动队针对苏区的宣传，专门设计了一套口号。苏区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别动队提出“剿灭打家劫舍的赤匪”；苏区提出“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别动队则提出“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穷人不打穷人，只杀朱毛”……
和夜校、小学同时出现的，是一个个医疗站。从上海调集来的大批药品，大部分免费分发给头疼脑热的村民。据估计，江西期间，别动队大约设立了2000个医疗站，受惠居民达100万人以上。
别动队反腐败的成就，是民国无可比拟的。比起邓文仪的武汉“清流风暴”和15年后蒋经国的“打老虎”，它声势更浩大。它并且把反腐重点直接指向官员的贪污、索贿、受贿。举报箱悬挂在村村镇镇，使别动队成功地发动起江西的千万民众，短短一年多时间，它共查处了1200件“腐败大案”和无数小案，几乎根绝了半个江西的基层腐败。
在这一系列使社会“军事化”、“党化”的措施下，整个江西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兵营。这种手笔、气势只是在30多年以后才重演了一次。不仅如此，他们还挨家挨户地访苦问贫，提供贷款、种子，引进农药，赈济灾害……在前线枪声不绝的时刻，江西半省出现了农业复兴的势头。
到1934年年底，正是朱毛红军开始史诗般的长征的时候，在江西的大部分地区，春耕、买牛、集市、田地交易等又日渐出现。耕牛和田地交易是村社繁荣的象征，别动队很少征收杂捐、摊派，使民间比过去还富裕了些。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遏止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但，这并不是“新江西”的全部。
埃德加·斯诺曾引用“国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的战争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他还引用了周恩来的话说：“红军伤亡超过6万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死者，是和战争无关的平民。
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短短几年就变成了没有男人的县份，至于寡妇村、寡妇镇更比比皆是。
《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镇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最鲜明地折射着别动队本质的，不是江西，而是在大别山。1933年年底，因为大别山“匪患”的“死灰复燃”，“别动队一部”约2400人开到了这里。它不仅像宋美龄所希望的“采取相同的办法”；而且，在蒋伏生，这个贺衷寒的中学同窗、蓝衣社魁首配合下，恐怖统治的漫漫长夜开始笼罩在这片自古贫瘠的土地上。它的凶残、彻底、干净利索，足以使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征服者都自愧不如。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是集体屠杀大别山近百万青壮，并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最后像野狗一样死去的一个计划。它的下达者，是那个以基督徒或至少是儒教徒自居的，在南京也颇像个慈善长者的人。它的执行者，则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
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就“枪杀与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杀了一百多人……”
这是编录进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的记录。是蓝衣社、别动队无可抵赖的法西斯罪行。区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仅一个月时间就被别动队及蒋伏生的83师杀了上万人。此外还有上万人被关进了“临时集中营”。
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着。一个外国传教士在偷偷访问了集中营后，悲愤地写道：“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像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苟延残喘到次年的囚徒，不足千人。但事情还没有完。即使是到蒋介石下令释放这些人的时候，83师官兵还对这些人的家属大肆勒索。一摞银圆、一枚累世传家的戒指，乃至几只生蛋的老母鸡，都能换回一个人去。
以廉洁自居的蓝衣社，短短几个月就沦落到了发战争财、绑票勒索的地步。但这还不够，没有几天，别动队就无师自通地、为任何一个略有良知的人所不齿地，发明了军队贩卖人口的勾当。
那个外国传教士亲眼目睹，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像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镇里四处可见还在冒烟的房屋，尸臭从此长年累月地弥漫在大别山的空气里。而一面面土墙上，还刷着“剿匪济民”的口号。
《皖西革命史》简单地概括：“昔日墟舍连绵的金家寨，在短短几天内就成为了一个人间的活地狱。”
不仅别动队、蒋伏生、金家寨，而且整个的蓝衣社和大别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全成为废墟。”这是一半的大别山苏区。杀戮最惨重的是天台山和老君山一线。那里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有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这当中，有青壮的逃亡，也有妇女儿童的被贩卖，但大多数人还是被杀掉了。在蓝衣社的恐怖统治下，一年时间，“苏区人口减少了60万！”斯诺惊叹着。可惜在他游历陕北以及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时，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尚未发生，否则他可以比较一下日本匪徒和蓝衣社匪帮的武功。
全家被杀了66口人的徐海东对此则说道：“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人，以蓝衣社匪徒为主力的南京部队却杀了60万人；“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匪徒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而且，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传教士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但，也因此，抵抗运动不久后就更加猛烈地开始了。徐海东和他的游击在大别山的数千残兵，不久后又发展到数万之众，并且因为目睹了这么多屠杀，徐海东说，“最后一次围剿的12个月里，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小差”。
1963年，已满60岁的康泽，结束了他15年的牢狱生涯。在最早的判决书里，他庞大的、一度权势熏天的别动队，虽然曾“直接或间接屠杀了近百万革命群众”，但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他终于在秦城监狱的第四次“战犯特赦大会”上，当场脱下囚服，换上了一身整洁的列宁装。
就是这一刻，一个记者拍摄下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相片。
结束牢狱生活后，康泽居住在北海一带的一个普通大杂院里。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这样，他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他开始依靠一份微薄的收入过日子。他深居简出，几乎没有人来探望他。但，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么？在深夜的梦魇里，他不时地被惊醒。他是那样的孤独，院子里的那些居民、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唱着《社会主义好》，同时把他视为一个古旧时代的残渣余孽。他们疏远、戒备着他，他从来就不能和邻居有略多的往来……除了《参加复兴社始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缘起》等手稿之外，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回忆，是过时的大人物的娱乐。于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回忆文章，毕竟，这也是他的工作、他的饭碗……
然后，这一天，在秋风萧瑟的北京，他的那两间平房，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客人。对这个客人，他曾经满心眼地不放在眼里过，但毕竟沧海桑田，一个“故人”是多么的难得，毕竟这也是他孤独生活的调剂。
他去买了一瓶北京产的红星牌二锅头，几两猪头肉和一些花生米，热情地招待着这个客人。一张涂有白漆的旧桌子，一张摊开的《人民日报》以及两个酒杯，就是他们的餐桌。
三杯酒下肚后，客人说明了来意。他掏出了自己的一份手稿。手稿的标题是《复兴社述略》，请他过目。
看到“复兴社”、“蓝衣社”、“别动队”、“新生活运动”等已被新时代湮没的名词时，康泽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当夜，就是他时刻挂念的儿子，带着妻子的眼泪和问候，即将通过秘密渠道、绕道香港来北京看望他的前夕，他们酩酊大醉。
这可能也是康泽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喝酒。陪他喝酒的这个客人是肖作霖。前国民党陆军少将，蓝衣社控制下的“中国文化学会”书记，和程潜一同在长沙和平起义的湖南人。最后，他还是席卷民国的“新生活运动”的最早提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