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指20世纪初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中出现的一群作家的创作，主要限于小说。作家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岩野泡鸣、正宗白鸟等人。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针对“砚友社”的庸俗写实主义而兴起的新文学。自然主义文学揭起了彻底反对旧道德、反对因袭观念的旗帜，主张一切按照事物原样子进行写作；在艺术形式上，他们主张“排除技巧”，在语言上，成功地完成了“言文一致”的革新。
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之所以成为日本现代文学确立时期的主导理论，是由于自明治维新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不彻底性，使得现代文学迟迟未能形成。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社会现实的阴暗气氛日益沉重,在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之前流行的“砚友社”形式主义的文学和初露苗头的追求积极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阴暗现实的摧残下相继夭折。日本作家们对时代普遍感到悲观与幻灭，他们从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世纪末思想中发现了投合他们兴趣的观念。这就是自然主义在日本成为风靡一时的文艺运动的缘故。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最初是由几个作家按这种文学理论进行模仿性的创作开始的。1901年小杉天外的作品《流行歌》，1902年永井荷风的作品《地狱之花》,都是按照左拉所提出的自然主义理论写成的作品。小杉在他的作品序言中指出，作品所描写的内容无所谓善恶美丑，作家的责任就是按照“自然”的现象如实去写。永井则在他的作品的跋文中，主张作家应该着力去刻画由“祖先遗传”带来的“动物性”。这一时期，作家们对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还只停留在对左拉的理论的介绍上。1906至191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家、评论家，最有影响的是美学家岛村抱月与文艺评论家长谷川天溪，还有片上天弦、相马御风、中村星湖、本间久雄等人；鼓吹自然主义，以长谷川最为热心，他的代表论文有《幻灭时代的艺术》、《排除逻辑的游戏》、《现实暴露之悲哀》等。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破理显实”和“觉醒者的悲哀”等口号。所谓“破理显实”，即主张作家要排除一切理想，客观主义地、按照事物原样子去写“真实”；所谓“觉醒者的悲哀”，即认为作家在“发现了毫无虚假的现实”之后，“其背后则是深刻悲哀的苦海”，并鼓吹“这种有增无减的背后的悲哀，才是真正现代文艺的生命”。岛村抱月在《代序·论人生观上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从对一切道德、义务和理想表示绝对的怀疑出发，主张作家写自己来进行忏悔。他说：“摒弃一切虚伪，忘掉一切矫饰，痛切凝视你自己的现实，先是凝视，然后你就忏悔。”岛村抱月的这一主张，为日本文学中形成根深蒂固的“私小说”传统提供了理论基础。
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在这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产生了种种消极因素。在题材上，他们从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实证主义那里接受了“只有经验事实或经验现象才是‘确实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认为只有写自己才能保住文学的生命──真实。他们并从岛村那里接受了“自我忏悔”的主张，从而把写作范围限制在个人的，平庸的、琐细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创作方法上，
由于坚持“经验”、“感觉”，否认想象力在文学中的作用，甚至否认理性的作用，从而排斥概括、夸张等典型化的创作方法。他们强调生理遗传或性欲的作用，致力于描写在这种作用下的黑暗现实，并从“觉醒者的悲哀”的角度，将作品写得十分灰暗，充满了悲观与绝望的色彩。
但是，不能据此来概括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整个创作倾向，也不能据此全盘否定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如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乡村教师》,都是采用典型化的方法而具有积极社会意义和富于批判精神的作品。岛崎的《春》、《家》，山田的《生》、《妻》、《缘》，尽管在创作方法上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但仍有揭示现实、批判社会的一面。至于岛崎的《新生》和田山的《棉被》，则属于描写个人生活的所谓“忏悔文学”的作品。这说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本身具有错综复杂的因素。
《破戒》
岛崎藤村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破戒》（1906）通过对主人公濑川丑松从守戒到破戒的发展过程的描写，反映了消除等级差别、主张人权解放和自由平等的近代观念与日本社会残留的封建等级意识之间的纠葛，同时也说明了觉醒并不意味着现状的改变。在主人公的身上，既表现了近代日本青年对社会的反感、不满和反抗，又反映了他们的软弱性。
这是第一部成熟的、具有日本特点的自然主义的“问题小说”。首先，《破戒》是在实地调查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写成的，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原型。第二，在这部小说中，岛崎藤村第一次采用直率地告白自己隐私的方式描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构造了基本情节。第三，小说通篇抒发了所谓“觉醒者的悲哀”，体现了日本自然主义特有的纤弱和感伤的风格。因而，它被夏目漱石誉为“明治时代真正的小说”。同时，《破戒》也在理论上开了一味自我暴露、自我悲哀的自然主义颓废文学的先河，给日本近代文学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