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旅，原名邵慎之，江苏常熟人。中共党员。1940年肄业于北平民国学院经济系。历任江苏省测量总队测量局吴子小地政局测量员，江苏《兴化公报》编辑，《上海译报》特约记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湘鄂赣边区游击指挥部政治队长，《桂林日报》编辑、主笔，湖南《中央日报》、重庆《中央日报》战地特派员，《上海申报》特派员，香港《文汇报》主笔、资料室主任、副刊部主任。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聂绀弩曾称赞其为“港中最高文”，一生创作颇丰，同时还有大量译作。
勤奋笔耕的旅港作家高旅
高旅，原名邵慎之，是一位新闻工作者，又是小说家、文史专栏作家、诗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勤奋笔耕，著作等身。著名作家聂绀弩曾称其为“港中最高文”，说他是族港作家中创作数量最高的人。他写作长篇小说42部，其中出版13部，在报刊上连载的有29部。随笔、散文、杂文、时评6710篇，出版杂文集子5部，诗歌2000余首，戏剧、影视剧本10余部，其他著作4部。这些作品，大都是他自1950年到香港至1997年逝世的47年中完成的。
穿梭于前方与后方的浓烈硝烟间
高旅于1918年出生在常熟的一个贫困农家，童年时在常熟上小学，肄业于北平民国学院经济系，后考入在苏州的江苏测量训练所，毕业后在吴县土地局任测量技术员。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测量手册》在香港求实出版社出版。1936年，他将《五月二十一日的苏州》一文寄给茅盾主编的《中国之一日》发表后，开始了与文艺界同仁的广泛接触。
抗战开始后，他先后在江苏《兴化公报》和湖南《新化日报》、上海《译报》、桂林《力报》、湖南和重庆《中央日报》、广西《柳州日报》等地任记者、编辑、战地特派员等职。
1938年，高旅在《译报》任职期间，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准备去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汉口时途经长沙，参加了翦伯赞、李仲融等文化界人士组织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任研究部干事，主持“文艺研究会”工作。他同“抗敌后援会”救济部的李普(后历任刘邓大军前线分社社长、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等职)在湖南的《观察日报》(此报实际上是中共湖南省委的机关报)办了一个文艺副刊，并由李普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武汉弃守后，高旅准备直接参加武装斗争，不久爆发了平江惨案，高旅有幸在惨案发生前一天离开平江而脱险。高旅离开平江后又受重伤濒危，住进了医院，出院后找到了在民国大学执教的翦伯赞，在北平民国大学(时已由北平迁湘)上了一年学，成了翦伯赞的高足，后又重新回到了新闻界。在抗日战争时期，高旅除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报道时评等外，还写了200多首“战时吟”。
抗战胜利后，他以《申报》特派员的身份再赴前敌，先后在南京、上海和东北等地采访。1945年末，在南京为审判日本战犯而连夜赶写南京大屠杀报告。1946年初，又在东北以赵公武军中秘书身份与据而不走的苏军代表谈判，为争抚顺矿产权而彻夜激辩，逼得对方词穷后下令集中驱解。
1950年，高旅应当年香港《文汇报》社长张稚琴和总编聂绀弩之邀，从青岛来到香港医治肺病，并担任《文汇报》的主笔，不久转任《文汇报》资料室主任，后又改为副刊部主任。从此，他一直在香港工作，活跃在香港的新闻和文化界舞台上。
驰骋于新闻与文学的宽广舞台上
高旅在香港《文汇报》任职期间的18年间，除了承担繁杂的编务外，还撰写大量的随笔、史地知识、古今谈荟、旅途随笔、星期特稿等专栏文章，数量达2000多篇，最频繁时差不多天天能见到他的文章，不过他不时更换笔名，其笔名有符崇离、酒家、佳天、大声公、上海佬、章彤、鲁班门、今史氏、童生、尚方、黎民、于干、万弓、韦纳、石策、符叶等80多个。
1968年，大陆的“文革”之风刮到了香港，他因抗议“文革”而愤然辞职。从1968年至1981年，他辍笔13年，不再发表任何文字，但在家里翻译了大量法国、德国、意大利、苏联、美国、埃及等国的文学名著，积累了100多万字文稿。其中翻译的几内亚彭古拉·康孚利《爱国者》戏剧，于1967年8月在香港报刊发表。“四人帮”垮台后，聂绀弩夫妇俩为高旅的事仗义执言，积极奔走，最后在胡耀邦过问下批准平反，每月给他津贴港币2000元。
1981年，高旅重新执笔，为香港《大公报》、《晶报》、《华侨日报》、《东方日报》、《天天日报》等报纸写了大量的杂文和小说，据不完全统计，杂文随笔有4000余篇。直到他因心脏病急性发作而去世的28个小时前，才停止写作。
高旅自到香港后，在新闻生涯之余还从事文学创作。最初在《星岛日报》副刊上撰写历史小品，后又在《文汇报》副刊上发表长篇小说《困》(原名《孔夫子与我》)，1958年由香港上海书局出版，被出版者誉为“近年来香港最有成就的一本作品。”其间，应《大公报》、《文汇报》文艺版以及香港文艺杂志《文艺世纪》之邀，写了《家庭教师》、《补鞋匠传奇》、《彩凤》、《门当户对》等25篇反映五十、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生活的短篇小说，后编为《补鞋匠传奇》和《彩凤》两个短篇小说集由香港上海书局出版。1983年，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将此两集合并为《彩凤》一集出版。
1962年，他又为《乡土》杂志撰写了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抗日题材的儿童中篇小说，1984年交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还为提供电影剧本而作了喜剧小说《限期结婚》和《深宵艳遇记》。《深宵艳遇记》由长城公司拍成电影《艳遇》，1996年被香港政府市政局列为电影研究及教育活动保存，并列为电影文化资产，于1996年9月13日在上环文化中心放映。
高旅的第一部历史小说是25万字的长篇小说《杜秋娘》。1962年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后，1963年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单行本，1982年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95年花城出版社将其改名为《才女名姬杜秋娘》再版，有学者称之为“是香港早期历史小说中的一部佳作。”
1981年，高旅重新开始写作后，为《新晚报》撰写长篇历史小说《玉叶冠》。这是一部以盛唐时三大宝物之一的玉叶冠为贯穿线，写武则天、唐高宗到唐玄宗李隆基、唐代七帝的宫廷残酷斗争的历史，1986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接着，他又连续为《大公报》等撰写了长篇历史小说《金屑酒》、《武德颂》、《巨像高云北雁飞》、《天堑夕阳红》、《罨飒公主》、《火烧铜雀台》、《山阴公主》、《海盗王朝》、《石虎沟》、《李铁枪传奇》、《最后的金粉王朝》、《气吞万里如虎行》、《元宫争艳记》等10余部。其中《金屑酒》，是一部“西晋演义”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演说了西晋52年的历史，特别是后26年的治乱兴衰史，不仅能给我们以丰富的知识，更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上、下册。1988年，他还写了《春雾深深》和《野山毛桃》等现代小说。
高旅的写作领域很广，他在香港写武侠小说是在梁羽生和金庸之前，有《山东响马传》(1～15集)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出版社于1956～1958年出版，《张文祥刺马》(上、中、下)，1957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关西刀客传》(1～6集)，1957年由香港伟青书店出版，《红花豪侠传》(1～5集)，1957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
纵横于时事与生活的感悟激奋中
高旅写作写得最多的还是杂文。1981年起，他在《大公报》副刊撰写杂文“持故小集”，每周一篇，11年后改栏为“劳生常谈”，直至他去世。15年来，仅“持故小集”的杂文就达800篇，现已编辑出版的有《持故小集》(1984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过年的心路》(1990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高旅杂文)(1996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高旅杂文第四集》(1998年香港新华彩印出版社出版)和《高旅杂文第五集》(2001年10月香港新华彩印出版社出版)。
对于高旅的杂文，大陆和香港有诸多的评论。高旅在《文汇报》时的同事吴羊璧在《香江文坛》上著文：“他是个思考型的人，好似老是在观察着什么，思考着什么。我看，这就是他可以随时写出剖析时事的杂文，或者透视生活的小说的原因。”袁勇麟在题为《自出新裁论古今》一文中对高旅杂文的特点作了分析：“不仅有对时弊的铖砭，更多的是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民俗等的述说。作者每引历史故事，以申其意，写得深刻，饶有新意，真正做到了‘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邵燕祥认为，高旅将中国古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的“边角余料”写成议论风生的杂文，不仅对于不读成本大套古史的读者提供了知识性的谈资，而且谈古论今，颇有一些意在裨补时阙，所谓“以古为鉴，可以知得失。”老作家柯灵对高旅的杂文称赞为“隽永而耐读，杂文中上品”。
在高旅的杂文中，还有一股忆江南的浓浓乡情。高旅自在五集杂文中，除《高旅杂文》中有一辑“家乡篇”共有19篇文章专记家乡常熟的人和事，另外在其他集中还有“香瓜桥看杀人”、“磨盘的年糕”、“弹词家姚琴孙”、“由翁同和说到章太炎”等15篇记述了常熟的一些风土人情、乡贤故人、风景名胜，乃至方言土语。
高旅对古典诗词也颇有研究，有《广津阳门诗注》和《岭南唐人诗抄》等研究著作。他去世后，清华大学的王存诚教授(作家邵荃麟、葛琴的女婿)应高旅夫人之请，整理编辑了一厚册《高旅诗词》，集内共分六辑，计1200余首。王存诚教授在“序”中写道：“高旅写诗原不为公开发表，除了题赠亲友，主要是记录自己的感触。因此他的诗词首先是他自己的一部人生实录。”聂绀弩曾说，高旅善于取身边事物入诗，道前人所未道，也就是“清新”。
高旅在著作之余还翻译外国文学著作。翻译法文名著有都德的《磨坊文扎》、莫洛亚的《风土志》、加谬的《异乡人》和《瘟疫》及萨特的《脏手》等；另翻译有法、美等国的诗几十万字，但都未发表。
高旅少年舍家赴国难，父丧而不能奔，幼弟追随他少年投军不幸早夭，家中只有母妹也不能照顾。到1955年，他才将母亲接至香港，母子相依为命。1968年他辞职后，即失去了稳定生计，只得作小生意维持生活。平生的师友，有不少在战争中牺牲，也有不少人在“文革”中罹难。他早年曾因病放弃了婚姻机会，直到1986年在他60岁时，才和熊笑年女士喜结良缘，幸而晚景堪娱。这些，都使他的作品中常充满家国身世之感。他的作品非常丰富，他对生活的敏感、丰富的学识和深邃的思想以及精湛的艺术表现力，都很受读者的激赏，实不愧为“港中高旅最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