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出现一种被人称为“学者散文”或“文化散文”的形态。这些散文的作者大都是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在专业研究之外，创作一些融会了学者的理性思考和个人的感性表达的文章。“学者散文”的出现，显示了知识分子关注现实问题和参与文化交流的新的趋向。在我国古代，“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的区分有时并不很清楚。随着现代知识的专业化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学者”与“作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晰。文学普遍被看成是表达情感等感性体验的“形象思维”的领域，而与学术研究的“抽象思维”有着“类”的不同。不过，这种清楚的分界，实际上对文学创作与人文学科两方面的发展，都有可能带来损害。因此，学者“越界”参与创作，是值得注意的现象。80年代，较早进入散文创作的是金克木、张中行等老资格的学者。90年代初期，从事艺术文化史和戏剧美学研究的余秋雨，在《收获》杂志上以专栏形式发表系列散文，后结集成为《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出版，引起极大反响。一些重要的刊物和出版社，也有意识地举荐这一体式的创作，而推动“学者散文”的兴盛。
“学者散文”的作者大都有较为丰富的学术修养，往往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的表达之中。他们也并不特别注重散文的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例如余秋雨称自己为“票友”(注：余秋雨，“90年代散文写作随访”，《美文》1998年第10期。)，陈平原则把写作短评当成“保持‘人间情怀’的特殊途径”(注：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自序》，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朱学勤有类似的说法：“左手写长线学术，管它春夏秋冬；右手写短线时论，不妨卷入今天”(见《被遗忘的与被批评的——朱学勤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于许多类似的散文而言，引人注意的首先并不是叙述形式，而是所谈论的内容。但由于这些谈论结合了作者的文化关怀和个人感受，文字表达上的生动个性也随之显现出来。因此，这些学者的写作比较自由，反而为散文创作融进了一些新的因素。“学者散文”在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通常会以智性的幽默来平衡情感的因素。学理知识的渗透，也使其具有特别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这些散文随笔与“杂文”的不同之处是，它更关注的往往不是“识”，而是“情”与“理”。因而，有的批评家将之称为“文化散文”、“哲理散文”或“散文创作上的‘理论干预’”(注：佘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