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渔鼓
汉江流域不仅是“阳春白雪”的故乡，也是石城乐、莫愁乐的发祥地。由于楚人信巫、喜淫祀，崇奉庄老、故楚地巫风盛行。东汉之时，“五斗米”道兴起。道人降妖捉怪、踏罡步斗及宣讲教义之风遍及楚地。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时间的推移，伴随楚人祭祀活动的巫风乐舞，有的已衍变为民间歌舞，有的则已衍变成了后世的说唱艺术。最初为道人化斋传道时所唱之“道情”，便是其中的一种。
道情是道教的产物。昔日天师道徒所集聚之雍、益二州，既是我国道教的发源地，也应是道情的发祥地。因此，可以说道情是汉江流域文化孕育出来的一个民间说唱艺术品种。
道情一词始见于南宋，到元代其形式趋于稳定。彼时以道教故事为题材的道情，不仅能独立演唱，也在元杂剧《岳阳楼》、《竹叶舟》等剧中穿插演唱。因其用渔鼓伴奏、简板击节，故道情亦别称作渔鼓，或道情渔鼓连称，或连称渔鼓道情。
道情是道徒必备的一种谋生技艺，不仅道士化斋时要唱，而且道姑化斋时也唱。他们既唱“修行的话”，也唱“感慨的词”。随着道情题材的扩大，道情的作者和演唱者也在扩大。乾隆年间，由于一批文人雅士介人道情创作，使道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正如阿英在《小说闲谈》中所说：“道情也有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就是在乾隆，就是在郑板桥时代。那时候大概是因为国泰民安吧，雅人高士们在“多闲之余”，便以道情作为‘山房清玩’，一时成了风气”。
郑板桥有道情十首传世。据民间传说，郑板桥到湖北钟祥县探访朋友毛子霞(时任钟祥县今)时，在钟祥写作了道情十首，并首先在汉江之滨的钟祥流传开来。时人谓之“板桥道情”，他自谓之“旧曲翻新调”，唱段也由序、词、尾声三个部分组成。鄂东南火居道龙虎派的道人称之为“铁板道情”，被地方小戏吸收之后谓之“彩腔道情”。既可在戏曲中穿插演唱，也可以在乡间独立演唱。火居道人主要在赈灾等法事活动中“演唱”，儒士们则在“清玩”时自娱。在乡间常常是儒土领唱，听者唱和，热闹非见。假如说郑板桥的介入，迎来了“道情的盛世”和“郑板桥时代”。乾隆之后的道情并没有衰微，而是有了更大发展。促成道情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间艺人的加入。由于他们的加入，道情开始走出道观，进入茶肆里巷。道情队伍主体己不再是身背葫芦，云游五岳的道人、道姑，而逐渐变成城乡各色的艺人等。不仅道情的曲目有所拓宽，其唱腔也逐渐由朦胧虚幻、“飞驭天表、游览太空”的“仙乐”而被各地的世俗音乐所取代。
约在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汉江流域及江汉平原上出现了以道情渔鼓为职业的艺人，其中知名的有被乡民誉为“沔阳渔鼓三根半筒子”的张洪显、皮思金、皮思银、刘泡等人(刘泡技艺稍逊为“半根筒子”)。道光至光绪年间，江汉平原的道情渔鼓活动更是兴盛，道情渔鼓艺人既继承了道情的传统技艺，又发展拓宽了道情渔鼓艺术。他们除演唱传统的道教故事之外，也演唱由戏曲及话本小说移植来的历史演义和取材于现实生活题材的曲目。如《考朋案》、《十三款》等等。《十三款》即由光绪年间当地(沔阳)仙桃人柳炳元不畏强暴、拦船告状、为民伸冤的事迹演绎而来。
由于曲目的拓宽，道情的唱腔也随之而发生了变化。在汉江流域道情渔鼓的唱腔中，虽然还保留了“道士腔”、“还魂腔(香)”等道教音乐，但它在道情唱腔中已不是主体，而只能算作道教音乐的余存罢了。昔日道人所唱之“西江月”、“耍孩儿”、“清江引”等唱腔，已被当地人的哭腔和俚歌俗曲衍变来的“悲腔”、“平腔”、“琵琶腔”、“鱼尾腔”等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