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它从一二四零年成书至今，已阅七百六十多年沧桑，这部书以比较重要的身份进入文学史，是一位博学的文史学者，也就是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先生的功劳。郑振铎在三十年代写作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中对此书进行认真的论列，该书第五十一章谈论元代散文时，认为《元秘史》即《蒙古秘史》为最可注意的伟大的白话文作品，其“天真自然的叙述，不知要高出恹恹无生气的古文多少倍！我们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纪》等叙同一的事迹的几段来对读，便立刻可以看出这浑朴天真的白话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来了”。
这部奇书的命运，它的流布和接受的过程，也充满传奇性。因为它事涉民族的天机和隐秘，在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元代秘而不传，又因文字变化妨碍在本族中流传。到明清两代，虽然收入或列名于一些大型类书、丛书，但远离民间。到清中叶翻印出版时，它已成为一部高深的学问书了。《四库全书总目》在清代乾隆年间集中反映中原儒者正统观念和视角，包括华夷之辨的观念与经史高于文学的观念，它把此书附录于《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指出此书纪年有“以鼠儿兔儿羊儿等，不以支干”的特点，又说“此依旧钞本影写，国语旁译，记元太祖、太宗两朝事迹，最为详备。案明初宋濂等修撰元史，急于蒇事，载篇虽存，无暇稽求。如是编所载元初世系，孛端叉儿之前，尚有一十一世。《太祖本纪》述其先世，仅从孛端叉儿始，诸如此类，并足补正史之纰漏。虽词语俚鄙，未经修饰，然有资考证，亦读史者所不废也。”这种以单纯地寻找史料的态度，而不是以发掘伟大的民族精神的态度来对待如此奇书，实在是绝大的误读。
应该说《蒙古秘史》是这个民族精力最旺盛、元气最充沛的时代，把内蕴的精力和元气转化为文字的伟大的产物，是蒙古族创世纪式的回忆、想象和纪录。基督教《圣经》第一卷，即开头五十章，写创造天地，创造人，以及人类始祖及其最初子孙的世系，不是取名创世纪（Genesis）吗？《蒙古秘史》就是蒙古族这个狩猎游牧民族的“创世纪”。是他们的起源、发生、创始的记述，是他们的Genesis。十三、十四世纪，蒙古草原出现了不少围绕着成吉思汗勋业的英雄叙事诗，如《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传说》、《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创世纪的成功，使这个民族爆发出作为伟大民族的充分自信，从而用秘史的形式追述自己的来源和纪录自己精神历程。《蒙古秘史》十二卷或十五卷，二八二节，因记载蒙古族勃兴初期史料和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而驰名。它吸收远古以降蒙古民间文化精粹，开蒙古书面文化先河，乃是研究蒙古史、元史、世界中世纪史的经典文献，充满大气磅礴的史诗气息。这部书如同许多民族最初进入文字时代都要记录自己的民族起源和史前世系一样，如日本民族最早的书面作品《古事记》就记录他们的古代神话、传说、歌谣、历史故事和帝王家谱，作于八世纪，可以和蒙古族的这部《秘史》相对应，相参照。和《古事记》是用古汉语叙事，用汉字标音的日语记录韵文相似，《蒙古秘史》是用汉字拼写的蒙古语文本。这也可以看出汉文化，尤其是它的史传文化对本土多民族和异域民族的巨大辐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说，《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充沛淋漓的创造精神与中原史传文学影响的综合结果，从中可以体验到多元文明相互撞击、相互推动和相互融合。
这是一部内涵丰富厚重，充满草原强者气息的书。它以人物传奇和民族崛起，包容着大量社会变迁史、文化风俗史、宗教信仰史和审美精神史的资料，保存了蒙古族及中亚诸民族神话、传说、宗教信念和仪式、故事、寓言、诗歌、格言、谚语的资料。从而以几乎是百科全书的方式，成为非常值得重视的世界人类狩猎游牧文化的一座高峰。在枝叶婆娑中，以成吉思汗军团艰难地崛起，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统一蒙古高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壮剧为主干。它极有艺术力度地描绘了成吉思汗及其部将铜头铜臂、叱咤风云的野性和意志，他们彻底扑灭对手的战略和魄力。《史记·周本纪》记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这从中原文化视角，隐晦曲折地透露了北方狩猎游牧民族对狼和鹿的图腾崇拜。《蒙古秘史》中两位民族始祖的名字分别意为“白鹿”和“苍狼”，这鹿与狼缔婚，以奶汁哺育后代的故事，象征着这个富有野性强悍生命力的民族，是具有喝母鹿奶汁长大的苍狼的高洁优美而又凶狠坚强的双重品格。这个传说可以同罗马城的始祖罗慕路斯和勒莫斯兄弟是被扔进河水淹不死，而喝狼奶长大的传说相媲美。
此书出现的时代与汉族地区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相前后，可见元明之际的东西征战和南北撞击，迸发出中华民族何等气壮山河的生命活力。《蒙古秘史》那种大刀阔斧的叙事结构，血气蒸腾的人物品格，韵散错综的综合文体形式，本色酣畅、多用比喻、粗犷而不事雕章琢句的语言风格，都反映了一个草原狩猎游牧民族在迅速崛起时能够给文学创造增加了何等磅礴大气的力量之美。只要我们理解到，古代农业文明与狩猎游牧文明的长期碰撞和融合，乃是解释中国古代文明史、甚至诸多民族的古代文明史的一个关键，此书的重大价值就不言而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就纪念《蒙古秘史》成书七百五十周年所作决议，称《蒙古秘史》以“独特的艺术、美学和文学传统及天才的语言，使它不仅成为蒙古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著作，而且也使它理所当然地进入世界经典文学的宝库”。此论殊为公允。因此，我们举行《蒙古秘史》的七百六十年祭，乃是对中华文明为多民族共创的文明的气势之美和不竭的力量源泉，借一个具体的伟大个案所作的祭奠。
《蒙古秘史》从问世以来，中国学者就把它作为研究的对象，例如：明初对《秘史》的汉字音写就是一种研究；而国外学者从19世纪开始研究《秘史》，1866年，俄国的学者帕拉迪刊布了俄文注本，此后，有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研究。据日本学者原山煌的《元朝秘史有关文献目录》一书中提到研究《秘史》的相关文献多达361篇。因而形成了一门研究“秘史学”的科目。
《蒙古秘史》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多的中外学者对之关注呢？
《蒙古秘史》是蒙文的汉译名称。古代译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又称《元朝秘史》，简称《秘史》。这是一部蒙古族最古老的历中文学典籍，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原书用畏吾体蒙古文即古蒙文写成的，成书地点在蒙古高原的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流域，年代大约是十三世纪，作者佚名。
现今保存下的《蒙古秘史》既不是吾体蒙文原书，又不是古代文言文写的史书，也不是用现代汉文记载的，现今保存下来的《秘史》是一部奇特的史书，有别于一般的汉籍，后来一些研究人员为了方便研究，就把全书分为12章282节。
当时，蒙古古代史官把记载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历史书一般称为“金册”、“简册”，或称“脱卜赤颜”。《蒙古秘史》即是经过文人史官多次的增加修改而成的一种“脱卜赤颜”，它主要记载了成吉思汗历代祖先的事迹和家谱档册，还有当时的社会状况，军事、经济、文化政治、教育、医疗等内容。
《秘史》的书名由来、为什么又叫《元朝秘史》呢？
那时，13世纪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定都北京，皇帝祖先被称为“黄金家族”，所遗留下的家谱档册，世袭谱册称作“金册”，均珍藏于皇宫之中，历代皇帝皆如此，还有记载当时元朝社会状况等，在元朝末年，明军北伐，围攻大都（今北京），元末皇帝元惠宗妥欢帕睦尔仓惶逃离大都，来不及携带此文献，后被明军保存，朱明王明仅用331天的时间就编纂了《元史》，最主要的文献材料来源于元朝王室内的那些金册。由于藏于此书的地方在皇宫内，不仅外人看不到，就连朝廷中的一般史官也未曾见过，保存的比较秘密，所以人们把它称为《蒙古秘史》，又因为是记载元朝的变化发展的，所以又称《元朝密史》。
《元朝密史》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
《秘史》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蒙古古代游牧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时间上讲，从蒙古民族图腾、成吉思汗的远祖，一直写到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汗在位时期。从地域角度，横跨蒙古高原。全书内容共分12章282节，大致从内容上分为三部分，一是成吉思汗先祖的谱系；二是成吉思汗本人一生的活动历史，三是窝阔台汗的活动历史。
蒙古社会中，蒙古人是怎样生活的？它的社会组织又如何？军事活动有哪些？古代蒙古人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观念又是怎样？《蒙古秘史》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作了详细记载。
《蒙古秘史》中的神话传说
《蒙古秘史》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作为乞颜部的始祖神而被记载下来的。后来，他们的子孙生齿日繁，传至第十代后裔，有个名叫脱罗豁勒真伯颜和他的妻子字罗黑臣豁阿生了两个儿子都娃锁豁儿和朵奔蔑儿干。都娃锁豁儿是个额上只生了一只眼，能看三程远的人物。一天，哥儿俩一同登上不儿罕山，都娃锁豁儿极目远眺，望见沿统格黎小河迁移来一群百姓，在一辆华丽的牛车上坐着一位美丽的姑娘，于是对弟弟朵奔蔑儿干说："在那群迁来的百姓中，一辆黑篷车的前沿上坐着一位漂亮的姑娘，若未许配人家，就给你求亲吧?"说着就叫弟弟前去探视。朵奔蔑儿干到那里一看，果然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名叫阿阑豁阿，是很有名望的霍里秃马惕部那颜的女儿，尚未许配人家，于是便向女方求婚，娶为妻室。从朵奔篾儿干娶妻开始，史载其事迹趋于翔实，由于《蒙古秘史》的记载，阿阑豁阿成为蒙古第十一代女祖先而闻名于世。阿阑豁阿来到朵奔蔑儿干那里，生了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两个儿子、朵奔蔑儿干去世后，阿阑豁阿寡居时又生了三个儿子，一名不忽合塔吉，一名不合秃撒勒只，一名孛端察儿蒙合黑。于是她原来的两个儿子窃窃私议，怀疑这三个儿子是跟家仆马阿里黑·伯牙兀歹氏人所生。阿阑豁阿察觉以后，给每人一枝箭去折，他们毫不费力地都一一折断了，然后她又把五枝箭杆捆在一起要他们轮流去折，结果都不能折断。为此，阿阑豁阿对原来两个儿子讲述了受胎生子的奇异经过"每夜都有个黄白色的人，藉着天窗和门额上(间隙)露天地方的光，进来抚摸我的肚皮，光亮渗入我腹，出去时，藉着日月之光，如同黄狗一般，摇摇摆摆飘然而去，你们怎敢胡说!这样看来，显然是上天的子息啊!你们怎能比做凡人呢?等他们做了万众的可汗，凡人们才能明白呢!"说完又进而教训五个儿子道："你们这五个儿子啊，都是从我肚皮里生出来的，你们正像方才那五枝箭，如果一支一支地分开，你们就像那一支一支的(孤)箭一般容易被任何人折断。如果像那(捆)在一起的五支箭一般，同心一体啊!任何人都难以把你们怎样。" 阿阑豁阿母亲死后，前四个儿子把食物牲畜都分了，只有五弟孛端察儿愚弱，不被当作亲人，没有给他一份。孛端察儿便骑着一匹背上有鞍疮、秃尾巴黑脊梁的青白马沿着斡难河，放马奔驰而去，到了巴勒谆阿拉勒之地，搭个草棚住下了。后来，不忽合塔吉前来寻找孛端察儿，就在这个"傻弟弟"的劝说下，五兄弟突然袭击了住在统格黎河边的一群"没有大小好歹，不分头蹄上下，没有头脑管束，容易对付的百姓"，把他们掳为奴仆，兄弟五人各自分得一份属民和畜群之后，便移住在不儿罕山麓，从此形成了五个姓氏（"斡孛黑坛"），鞑靼--蒙古部由此而来，孛端察儿便成了乞颜孛儿只斤的祖先，成吉思汗就是这个部族的后裔。以上所引《蒙古秘史》的历史传说，总的来说描述了黄金家族的发祥史，从而生动地展示了蒙古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的生活图景，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良好愿望。
从"孛儿帖赤那"、"豁埃马兰勒"开路到十一世祖的所谓"感光而孕"的"日月神"传说，向人们叙述了蒙古部是"天神"(承受天命而生)或"日月神"的后裔，这种"天命观"同蒙古人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天神"信仰相联系。"神孕"、"感生"神话故事追溯其渊源还是与远古图腾崇拜及泛灵信仰有关。但是，随着生育之奥秘被人们认识，那种不与男性接触而孕育的原始思维观念已被否定，特别是从对偶婚进入一夫一妻制后，氏族血缘关系已成为维护氏族组织制度的牢固纽带，因而，血统是否纯正就决定着每个人能否成为该氏族成员的标准。阿阑豁阿无夫生子按那个时代人的思想认识来说，便大可怀疑了，所以，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私下认为以后三个弟弟的血统有问题。这种思想苗头一旦发展，就会破坏这个血亲家族的团结，造成分崩离析的恶果。这是事关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具有政治远见的阿阑豁阿非常明白，所以，她作了上述解释，稳定了人心，挽回了同母异父的五个儿子的分裂危机。因为在那个时代虽然生育奥秘被认识，但天命观却又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天神与母体接触妊娠生子之说是谁都可以接受的一种观念。阿阑豁阿以天赋论的生动实例进行教诲，不仅稳定了人心，而且提高了子孙的声望，加强了他们之间的信赖和团结，从传说反映的经济形态和图景来看，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成分，但狩猎仍然是许多部落重要的生活来源。这时的蒙古社会已出现贫富、贵贱的阶级差别，进入了奴隶制社会。某些原始部落仍然保持着氏族社会的面貌，如住在统格黎河沿岸的一群没有大小、上下的百姓，就是这种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他们注定要被强者掳为奴婢属民。激烈的阶级分化，使那些被称为"蔑尔干"、"伯颜"、"额真"的人成为奴隶主贵族，而被称为"扎刺兀"、"字斡勒"、"失伯赤"的人沦为部落奴隶。奴隶则被当做会说话的牲畜随意赠送或买卖，甚至可以用一只鹿的后腿便可换得一个穷孩子为奴隶。那时财产和奴隶的主要来源就是战败部落的牲畜和属民，因此，氏族部落之间、大小奴隶主之间的兼并战争十分频繁。为了保卫部落的安全，首要条件就是加强内部团结，抑制内讧分裂。"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正是客观地反映了那个弱肉强食的历史时代人们普遍的愿望和要求。
上述"感光而孕"、"五箭训子"的传说，许多民族中均有类似故事产生。还有都娃锁豁儿额上生了一只目力超群的独眼，也颇有特点。这种"千里眼"的传说，各个民族所在多有。不过，都娃锁豁儿这一特异形象的出现，又与本民族的生活有关，它以幻想形式反映了牧人猎户发展生产的愿望。牧人希望放眼辽阔草原，照料好五种牲畜；猎人搜索和猎取野兽更需锐利的眼睛。所以，无论传说的内容和形式与其他民族如伺相似，一旦结合本民族的生活和人们的思维天地，就会渗透着他那浓郁的民族气息。
《蒙古秘史》的产生与版本
13世纪，蒙古在漠北兴起，并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形成了畏兀儿蒙古文。南宋使臣赵珙见了这种文字，说它“惊蛇屈蚓，有如天书符篆书”。这时，蒙古大汗才责令“笔贴式”（书记官）书写历史。于是，鼠儿年（1240庚子）七月（也有1228戊子、1252壬子、1264甲子等说），大聚会，在客鲁涟河畔的行宫里，产生了《蒙古秘史》，正因为它是一部皇家秘史，才秘不可读，看做“祖传家训”之秘籍，“事关外禁，非令外人传写”。②元世祖忽必烈时，曾对《蒙古秘史》做过一番修动，称之《金册》，即《阿勒坛·帖卜迭儿》，颁发于金帐汗国等宗藩。元仁宗（1312——1320）时，权臣铁木迭儿因“盗观国史”，遭到弹劾；精通蒙、汉文字的文臣邵庵（本名虞集，宋·承相虞允文五世孙）主持修撰《经世大典》时，欲读“国史”，亦遭到拒绝。只有察罕一人幸而奉诏，从《秘史》中译出《圣武开天记》一书（早已失传）。元末明初，皇家秘籍“脱卜赤颜”在战乱中落入明人手中。
《蒙古秘史》，是蒙古“三大圣典”之首。比成书于1664年的《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要早400余年，并形成祖、父辈遗传、照引之关系。国际蒙古学协会主席〔日〕小泽重男教授称赞说：《蒙古秘史》是蒙古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成吉思汗传。所以，才有波斯人著述的《史集》、伊朗人的《世界征服者史》、瑞典人的《多桑蒙古史》、法国的《蒙古帝国史》、德国和日本人的《成吉思汗》、俄罗斯的《蒙古人》、英国的《全人类的皇帝》、美国的《人类的帝王——成吉思汗》、意大利的《蒙古行记》等一系列成吉思汗传记。据知，美国学者、探险家克拉维兹已收集600多部撰写成吉思汗的书籍，可谓“成吉思汗资源世界首富”。
明·洪武年间（1368——1398）奉命，翰林侍讲火原洁、③编修马沙亦黑二人为教习生员，将保存在宫廷中的《秘史》，以“华言译其语”，用汉字音写蒙古语，逐词旁注汉译，并分段节译，题名为《元朝秘史》，凡十二卷正文十卷，续集二卷，共十二卷282节刊布面世（赵万里从故宫内阁大库发现的明刻本41枚残页，替换了抄本中的相应部分），分正文、旁注汉译、秘史总译三个部分。这个明人简译的《元朝秘史》，目的不是修史的需要，而是应酬蒙地交往、训练译员，做为教材之用。所以《元朝秘史》，可能不是原本的全貌。
《元朝秘史》入编明《永乐大典》后则分十五卷。现行本有十二卷和十五卷两种版本。前者有清·古籍校勘家顾广圻和叶德辉本两种；顾广圻本是顾氏于清·嘉庆十年（1805），以张祥云所藏旧抄本《秘史》为底本，参照当时流传的其他抄本校勘而成，后归盛昱所有，收藏于上海涵芬楼；1936年，商务印书馆将其选入《四部丛刊》影印出版；叶德辉本（亦称观古堂本）是文廷式（翰林院侍读学士），在光绪十一年（1885），从盛氏所藏顾校本抄出，后归叶德辉所有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印成书。
十五卷本《秘史》，在清代由藏书家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只有“总译”，没有“旁注”，后归韩泰华所藏。该本于清·嘉庆五年（1800）由钱大昕（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侍讲学士。蒙古族著名学者、诗人梦麟的弟子）写《跋》，他第一次提出明刻本《元朝秘史》即元代的《脱卜赤颜》之说，所以也称“钱本”《秘史》，但现行本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俄国驻北京学者鲍乃迪购得韩泰华藏本，后在俄国东方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1962年苏联学者潘克福的抄本，现藏俄国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东方库。关于这三种版本《秘史》的来源，陈垣教授在所著《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中，已有详尽的介绍
《蒙古秘史》的内容与研究
现在所看到的《蒙古秘史》，是用563个汉字（译音）拼写的蒙古语本。⑤全书十二卷282节。前58节记载的是铁木真先人的谱录，从22代传说始祖说起，直到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母亲诃额仑。其中有许多关于蒙古氏族部落起源的优美传说和实录，归结为“先祖之光”。《秘史》第59节至268节，是记述铁木真“金色摇篮”、“汗父倾倒”的窘境、“日月为轮”的婚姻、“水干石碎”的家境、“五箭训子”的母育、“雏鹰被擒”的遭遇、“寻马结义”的伴当；以及“婚礼之歌”、“三次遇难”、“破镜重圆”、“巧遇英才”、“初得汗位”；包括历次征战、统一庆典的成长历史，乃至于“札撒立法”、“巩固汗权”、“戎马生涯”，直至猪儿年（1227）病逝为止。
《秘史》第269节之后，记述的是元太宗窝歌歹汗时期的历史，以及二次西征、灭金；重申“怯薛”制度，以及制定赋税、设立驿站等。最后一卷，即续集卷二以窝歌歹汗总结自己一生“四功四过”收尾。全书最后一节，即第282节，是书后款识：鼠儿年（1240）七月，大聚会时写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之地。
《蒙古秘史》属皇家秘典，是藏于“金匮石室”之圣书，自明代入《永乐大典》后得以珍藏。对于《秘史》的研究，明清两代除乾隆年间蒙古族学者、诗人博明有所研究外，基本上是汉族学者文人将其评介于学术界。⑥
明朝，已对《蒙古秘史》进行了初步评论利用。明·天顺五年（1461），李贤、彭时、吕原等人奉英宗旨编写《大明一统志》这一巨著时，曾利用《蒙古秘史》的材料叙述蒙古地区的山川地理；史学家凌迪知在万历七年（1579）编撰《历代帝王姓系统谱》时，其第五卷曾援引《蒙古秘史》资料叙述蒙古帝王的世系和成吉思汗的简介，并指出元朝的祖先是上天“苍色人”与“惨白女”。
到了清代，不少汉族学者文人通过考据、训诂、注疏、校勘、辑佚等手段，对古人文献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蒙古秘史》亦被当作一种重要文献来对待，不少学者文人写下了一批序文、跋言和考证文字，评介了《蒙古秘史》的内容、写法、卷数、版本、流传及其可补正史之不足的价值。⑦
清初还有孙承泽著《元朝典故编年》九卷；乾隆年间有万光泰著《元秘史略》两卷；光绪年间有李文国《元朝秘史注》十五卷，学术价值很高；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丁谦《元秘史地理考证》、高宝铨《元秘史李注补正》两卷、沈增植《元秘史补注》两卷、王树荣著《元朝秘史润文》八卷等研究考订之作。1934年陈垣发表《元秘史译音用字考》；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撰有《元秘史山川地名索引》（1925）、《蒙文元朝秘史跋》（1926）等，在文献学上成就显著。⑧
现当代，中国有巴尔虎人杜固尔扎布，于1939年与日本学者服部四郎合作，还原出版了《秘史》一卷本；1940年，科尔沁人布和贺喜格在开鲁创办蒙文学会并汉译《秘史》出版；1941年，鄂尔多斯人贺什格巴图于呼和浩特出版《秘史》改写本；同年，喀喇沁人阿拉坦敖其尔在张家口出版《秘史》还原本；1978年，我国蒙古学家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美籍喀喇沁人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在台湾出版。⑨
1980年《秘史》学家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拉图合著的《〈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同年，内蒙古师大教授巴雅尔的《蒙古秘史》（古蒙文、现代蒙文、国际音标还原转写本）出版；1986年，内蒙古教育学院教授泰·满昌《蒙古秘史》（加注现代蒙语译本）；同年，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出版还原、注释《蒙古秘史》。1988年，内蒙古大学教授亦邻真出版古畏兀儿字还原《蒙古秘史》，引起《秘史》学界的普遍重视。⑩
当今，世界“蒙古学”与“秘史学”并驾齐驱。上个世纪初，喀尔喀的蒙古官员成德（1875—1932），根据十二卷叶德辉本将《秘史》还原为蒙古文本，该原本现藏俄罗斯科学院；1947年，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荣（1908—1986）出版了《秘史》现代蒙文译写本（有谢再善汉译本）。
俄罗斯传道士波·卡法罗夫（1817—1878），是接触《秘史》最早的外国学者，他精通汉文，在北京得到清宫内阁大库十二卷《秘史》珍藏本，将汉文译成俄文，于清·同治五年（1866）改书名为《古代蒙古传说》出版；1872年，卡法罗夫又得十五卷《秘史》本，他想以俄文对音蒙古文、蒙古文之下注以俄译出版，不幸航海遇难未竟，原稿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图书馆。光绪二十三年（1897），俄国蒙古学家阿·波兹德涅耶夫（1851—1920）出版所撰《蒙古文学讲义》一书时，附录了石印本《秘史》的前96节；另有俄国蒙古学家斯·柯津（1879—1956）于1941年出版《秘史》俄译本一册、注释本两册。
日本学者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研究《秘史》。光绪三十三年（1907），那柯通士（1851—1908）将《秘史》译成日文，以《成吉思汗实录》为书名刊出，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日本“蒙古学”的诞生；1943年白鸟库吉（1865—1942）所著罗马字《音译蒙文元朝秘史》十二卷本出版。之后，小林高四郎出版了一系列论著：日译《蒙古秘史》、《〈元朝秘史〉研究》、《〈元朝秘史〉的书名与撰写者》、《〈元朝秘史〉成书年代》、《〈元朝秘史〉与八思巴文》等，为世所重。此外，还有服部四郎、村上七郎、村上正二、小泽重男、冈田英弘等学者均热心于《秘史》的研究，取得不小成果。
法、德、美、匈、捷、土等国家对《秘史》的研究。法国蒙古学家波·伯希和教授（1878—1945），精通汉语、蒙语和其他东方文字，他多年搜集研究《秘史》各种抄本，将叶德辉刊本汉字音写转为拉丁文，并将前六章译为法文，于1949年由他的学生拉·韩百石出版。德国蒙古学家依·海涅什（1880—1966）多年研究《秘史》，1941年出版《秘史》拉丁文标音、德文译注本。美国蒙古学家费·柯立甫1982年出版《秘史》英译本；美国的奥·拉铁木尔、尼·鲍培、兴安（官卜扎布）、包国义（乌云斯勤），匈牙利的拉·李盖提，原捷克斯洛伐克的波·普华，澳大利亚的热哈维吉等，都有《秘史》的研究成果存世。
《蒙古秘史》的价值与影响
《蒙古秘史》，统一是概括全书的主题；团结是贯穿全书的主线；忠诚、信义、勇敢是衡量全书的道德标准；训谕是写作全书的目的。
以上阐述了《秘史》的产生及其版本、内容及其研究，已显示了《秘史》的价值。概括说，《秘史》是蒙古史《金册》、《皇元圣武亲征录》的祖本、中国《元史》的母本；《秘史》是萨刚彻辰《蒙古源流》、罗桑丹津《黄金史》、《黄金史纲》、《大黄册》；拉西彭楚克的《水晶鉴》、《元史译文证补》、《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及所有蒙古史的底本，均为波斯蒙古学学者拉施特《史集》、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冯承均译瑞典人《多桑蒙古史》等世界蒙古史的蓝本。
《蒙古秘史》的价值是多方面的。《秘史》在蒙古历史、文学、语言以及其他一些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且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秘史》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文学体裁——历史文学的诞生。它以散体和韵体、叙事和抒情相结合的文体叙述国史，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民间文学诸多体裁，如神话、传说、史诗、民歌、谚语、祝赞词等。可以说是书面文学之前蒙古文学的集大成。
《蒙古秘史》，从反映的历史跨度之长，展开的斗争画面之广，描写的矛盾斗争之激烈，塑造的人物之多，特别是散、韵精美的文学艺术语言，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比。《秘史》的思想艺术成就，在当时的中国以及世界文坛，都是毫不逊色的杰作。正如俄国著名蒙古学家巴·符拉基米尔佐夫所说：“如果可以说在中世纪没有一个民族像蒙古人那样吸引史学家们的注意，那么也就应该指出没有一个游牧民族保留下像《秘史》那样形象地详尽地刻画出现实生活的纪念作品。”
1996年《华盛顿邮报》评出“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全球有67400个网站报道有关成吉思汗的信息；成吉思汗被列为世界十大名人之一（释迦牟尼、耶稣、成吉思汗、哥伦布、华盛顿、贝多芬、拿破伦、达尔文、诺贝尔、爱迪生），列入“世界十大军事家之一”（孙武、亚历山大、恺撒、成吉思汗、彼得一世、库图佐夫、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玻利瓦尔、格兰特），均与蒙古史祖本《秘史》息息相关。
日本著名蒙古史学家小林高四郎先生称赞《蒙古秘史》是“神品”。
清末梁启超说：“我们有义务为成吉思汗作传记。”
李宗仁说：“我不敢妄断毛主席是向谁学习的，可据我看拿破仑是向成吉思汗学的。”
孙中山、毛泽乐、朱德、董必武、李鼎铭对成吉思汗均有较高的评价。种种评价，若没有《秘史》祖本为据，岂不全是“无根之神树”吗？
马克思“十论成吉思汗”、恩格思“四论成吉思汗”，若再看看印度总理尼赫鲁、法国总统希拉克、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成吉思汗迷）、韩国总统金大钟、美国国务秘书哲·贝克尔等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更觉得拿破仑在说“我不如成吉思汗”时，心中所持有的敬慕心理。
韩国著名作家金钟日说：“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一统”。
中国传记作家刘乐土在《中国大皇帝书系·成吉思汗》一书中写道：“什么人才能称得上战神？惟有成吉思汗”之论说，若没有《秘史》的底托，岂不全是“无源之圣水”吗？
《秘史》像许多伟大丰富的名著一样，通过多种版本面世以后，即成为后世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汲取题材的来源。清朝后期尹湛纳希的著名长篇小说《青史演义》，其创作素材即主要来源于《秘史》。
《蒙古族文学史》第一卷（荣·苏赫、赵永铣、梁一儒、扎拉嘎主编）第二编第一章第四节《〈秘史〉的历史地位及影响》中写道：“近年来，在蒙古族文学艺术创作中，取材于《秘史》的文学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如苏赫巴鲁的传记文学《成吉思汗传说》；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大型历史故事片《成吉思汗》，等等。在全国乃至世界，以《秘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也有很多，如（香港）董千里的长篇历史小说《成吉思汗》、俄罗斯著名文学家瓦西里·扬的历史小说《成吉思汗》、日本蒙古学者小林高四郎的传记文学《成吉思汗》、井上靖的传记文学《一代天骄》（原书名《苍狼》）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