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ɑn’ɑn Diɑnyingtuɑn
延安电影团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1938年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于延安，全名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谭政任团长。最初人员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李肃、魏起、叶仓林、马似友、吴本立、周从初、钱筱璋、程默；而后迅速扩展
1938年10月1日
《延安与八路军》1938年10月1日，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省的黄帝陵拍摄了第一个镜头，揭开了“延安电影团”创作的最新一页。
整部纪录片拍摄过程历时两年，内容十分丰富，思想极为鲜明，其中心为“天下人心归延安”，这也符合当时全中国进步青年把抗日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的热切心情。虽然最终没有完成上映，但是它拍摄的许多素材，在后来中苏合拍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等片中曾被反复使用，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
《白求恩大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一直到现在对于中国人民而言，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这要归功于“延安电影团”吴印咸拍摄的有关白求恩大夫工作生活的宝贵素材。《白求恩大夫》一片生动表现出白求恩对工作的严肃认真，对中国人民的满腔热情以及战士和群众对他发自内心的感谢与热爱。
枪林弹雨中的拍摄正像“电影团”成员之一徐肖冰回忆的那样：“插入敌后往往要经过好多道封锁线，而且敌人扫荡频繁，常常一口气要跑几十里。电影团有一次被敌人包围，当时有袁牧之、李肃和我，幸亏有部队保护才突围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宝贵资料中，不乏精彩而激烈的实战场面，甚至敌人的子弹射在匍匐前进的战士面前激起的一柱柱尘土，都清晰可见、惊心动魄。
■影史揭秘
伟人最早的身影
●电影团拍摄《延安与八路军》过程中，渡过黄河，到达贺龙率领120师开创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贺龙同志发现电影团的同志都是靠两条腿走路，就给主要成员都配上了骏马。
●由于当时拍摄条件很差，往往造成很多麻烦。
有一次拍摄邓小平时，因为摄影师要求过多，邓小平发脾气大声说：“把我们平常的工作活动拍下来不是很自然吗？现在这样，表演的东西太多，很不自然。”好在刘伯承出来打了个圆场：“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原来拍电影这么麻烦，看来我们这些人是做不了演员啊。可是小平啊，你别着急，他们是为了把我们拍得漂亮点才这么认真的，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本来就长得让人害怕，马马虎虎拍出来，谁敢看啊？“几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朱德的脾气好，拍电影时非常配合。朱老总有一匹非常漂亮的大洋马，徐肖冰觉得拍摄朱老总骑在马背上效果一定很好，他的提议朱老总马上就同意了，虽然他平时并不骑这匹马。拍完电影镜头后，朱老总还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成为著名的邮票。
●毛泽东对拍电影、拍照片也很配合，但工作人员一般都不敢影响他的工作。
徐肖冰拍摄毛主席最著名的那幅照片，是主席在聚精会神地看报，照片里“南京解放”几个字特别清晰，构图也非常和谐，在摄影界曾有评论认为这是摆拍的典型，其实是徐肖冰费尽心机才找到了最完美的角度，他哪敢让主席摆拍啊？
■过去时
解放区纪录片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电影团”的全体人员被分配到东北解放区，接收“满映”
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解放区电影创作的新闻纪录片以《民主东北》为代表，全方位地纪录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和后方解放区军民的生产和生活，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大量新闻纪录片，其中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延安、中途歇息的镜头，毛泽东深夜不眠、研究战局的镜头，已成为中国纪录片的经典内容。
外国进步电影工作者罗曼·卡尔曼在延安罗曼·卡尔曼是当时苏联杰出的时事纪录片制作人，他的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大热点：西班牙内战、缅甸、古巴、印度等等，当然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也引起了他莫大的兴趣。1939年5月，卡尔曼完成在国统区的拍摄之后，突破封锁线来到了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也接见了卡尔曼。卡尔曼在后来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我和中国领袖毛泽东的会见，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卡尔曼在中国逗留了将近一年时间，后来完成了两部反映中国抗战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
当时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如美国的新闻工作者都先后来到中国，拍摄和报道中国抗战实况，这不仅为中国抗战留下了从旁观者角度出发的宝贵历史纪录，也在外交上体现出国际人民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支持。
■世界风云
●1938年，瑞芬斯塔尔拍摄了《奥林匹亚》（德国）。
这部两集片政治意识浓重，字里行间都在试图强调自己是“优等种族”，但是无可否认，《奥林匹亚》具有不可忽略的艺术成就。
●20世纪30年代末期，好莱坞已经从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中彻底醒来，重振雄风，投入巨资拍摄大型史诗电影，其中包括1939年推出的影史永恒经典之作《乱世佳人》。
■现在时
注重平民化的当代中国纪录片
纪录片在这几年呈现出愈加火热的趋势，从法国关注自然生态的《迁徙的鸟》，到英国的《冰峰168小时》，闹得最欢腾的还是莫过于美国“愤青”迈克尔·摩尔，从《科伦拜恩大保龄》到《华氏9·11》竟然通吃奥斯卡和戛纳，且不论他的作品是否有个人观点凌驾于纪录事实之上的嫌疑，至少他再一次让更广大的世界人民看到了纪录片可能拥有的力量。
中国的纪录片从1895年开始的“影戏”时代，到之后的民主时代、烽火时代、英雄时代，一直到1983年至今的平民时代，也跨越了将近百年的沧桑历史。“延安电影团”
时期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已经成为一抹不可忘却的回忆。
今天从和平时代走来的纪录片制作者，显得更关心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涌现出大量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这是时代的转变促使人们从纪录传奇到关注生活，你很难评价究竟哪一种姿态更为高尚或伟大，毕竟决定一部纪录片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并不在于它的题材有多惊世骇俗，而是纪录者的态度。
2004纪录片亮点之作
《茶马古道·德拉姆》《茶马古道》系列看上很像那些现在很红火的旅游指南，但还好，它并不是一部只求风光旖旎或是民族猎奇的浮夸之作。《茶马古道》有一种难得的平静，这种平静与田壮壮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依然坚持回归电影本质的沉着、泰然是一脉相承的。
具有纪录片风格的故事片《可可西里》
陆川带领着工作组深入藏区，耗时两年半拍摄《可可西里》这样一部纪实性故事片的行动，听上去很像一次现代人对边缘状态充满好奇的探险，但难得的是《可可西里》不是一部猎奇之作，它将都市人对青藏高原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拉回到残酷的现实，其中呈现的是陆川对人类某种生存状态的关注，贯穿的是反映真实的一种精神。本版撰文表江（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