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简介《禹贡》是《尚书》(一作《书经》，简称《书》)中的一篇。汉马融说： “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①唐孔颖达说： “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尚书》是我国现存史书中最古者，系上古历史文件和政史论文的汇编，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尚书》相传由孔子所测定，实际上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禹贡》篇者，历代学者一般设为贡赋之法。其说导源于是书“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汉孔安国就“任土作贡”释作“禹制九州贡法”。后之学者注释大致类此。窃谓贡考，功也，以记禹导山浚川，敷土作贡之功。是篇既以浚川——治水为主，而贡赋仅占很小份量(在全文257个短句1193字中，直接间接说贡赋者不过57句299字，所占比重较小)，如此理解似更为合情顺理。
作者不详由于内容以大禹治水为主，向来列于虞夏书中，以至古来认为是大禹的亲笔。然而，从迄未发现任何出土的夏文字看，我们远不能相信它是夏代所作；从四千多年前的社会生产力和人类地理知识水平看，夏人进行《禹贡》所述幅员广袤、工程浩大的治水工程，是不可想象的。至若产生于我国人民之中的大禹治水的英雄传说，其讴歌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的神话价值，自应另作别论。《禹贡》之成书年代，学界向称不一，迄无定论，晚近有代表性的说法大凡有四：一、辛树帜的西周说；二、王成组的春秋孔子说；三、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四、〔日]内滕虎次朗的战国末至汉初说。其中顾颉刚先生的战国中期说，学界尊此说者较多。顾先生就本篇内执审慎考证，提出《禹贡》九州说和五服分内外两部分说所揭示的当时所谓中国的疆域，必然要到战国的中期即“七雄”各向外方发展之后，才有实际出现的可能，此属存在决定意识：而从是篇全无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在西北所辟诸郡的迹象看，它的问世又不可能迟于战国中期。一言以蔽之，《禹贡》的写作年代，当为战国中期。作者不详。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全文亦仅1193字，固无卷数。历代注释家为了行文方便，就该篇条目分明的特点，往往提到禹贡扬州章、徐州章，抑或禹贡导山章、导水章云云。由是，九州中每州条文均可称章，后面导山、导水、五服，率皆如此。
内容述评《禹贡》的体裁属于地志。是篇迟于《山经》，早于《汉书·地理志》，是先秦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有人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此不无道理。它和《山经》有些地方相像，诸如题材也是托古于夏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其分区标准，打破当时邦国割据、诸侯林立的局限，而以大一统思想着眼(这自与先秦其它古籍如《春秋》、《左传》、《国语》以及《诗经》、《国风》等，迥然不同)，以名山大川为界等等。不同的是，《禹贡》利用了战国时期发达的地理学知识，超脱了《山经》极原始的地理概念，扬弃了神话成分而专就人类力所可及的平治水土方面来讲；摆脱了《山经》确认四方为沟说，而已知惟东方是海，超过了《山经》东西南北中“五方”的极原始朴素的区划，代之以实际得多的“九州”的区划。因此，我们可以说，产生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山经》，是中国地理著作最古的开山之作；产生于战国中期的《禹贡》，运用战国时期迅速发展的地理学知识，则突破原始的幻想阶段，以征实为目的，尚实地考察，比《山经》又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可以说，《山经》作者在中国地理学史上率先开了结集的一派，《禹贡》作者则“青出于兰”开了征实的一派。《禹贡》对后世地理学发展的影响，甚深且巨，以至清代学者李振裕说它“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数百家， 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
研究著作宋代程大昌《禹贡论》、《禹王山川地理图》，傅寅《禹贡说断》，清代胡渭《禹贡锥指》，焦循《禹贡注释》、马俊良《禹贡注》、王纲振《禹贡逆志》、 张能恭《禹贡订传》、黄翼登《禹贡注删》、夏之芳《禹贡汇览》、夏允彝《禹贡古今合注》，当代有辛树帜《禹贡新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