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合肥市提出创办“无摊城市”的宏伟目标，不但引发合肥市民的疑虑和争议，同时招来全国媒体的一片批评。近日，合肥市政府有关负责人终于打破缄默，就媒体对“无摊城市”的批评做出回应。可惜，他们的解释过于牵强，无以服人、释惑，对“无摊城市”的批评仍将继续。
按照合肥市政府有关负责人的说法，“无摊城市”是合肥市有关部门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提出的“一个响亮的说法”。并进而解释说，对这一“响亮的说法”，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所谓“广义”者，就是合肥市民和全国媒体所理解的“没有摊点的城市”；所谓“狭义”者，则是合肥市政府的独特理解，是指“没有‘违规摊点’的城市”。
汉语词汇，确有多义词的存在；对同一概念，也确实可能有广义、狭义的不同理解。但“无摊城市”不是生僻词汇，也很难引起多义的理解。“无摊城市”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合肥市民和全国媒体的普遍质疑和批评，证明“没有摊点的城市”，确实是人们对“无摊城市”这一概念的“广义”共识。面对如此普遍一致的共识，任何别出心裁的“狭义”解说，都只能被看作掩盖失误的敷衍之词。而在自说自话的“狭义”理解，与普遍共识的“广义”理解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矛盾的情况下，合肥市有关部门却试图以“无摊城市”的“响亮说法”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引起“误解”和不满才是怪事。
城市管理不是人民战争，整治违规摊点也不能依靠全民动员。响亮的口号固然能够起到鼓动激情、动员民众的作用，但越是响亮、简洁的口号，越可能流于粗疏和浮泛，而在现代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中，更需要理性的思维、严谨的态度、周密的安排。事先的结果推演、应变预案，事中、事后的评估、校正，都是保证一项政策安排顺利实施且达到预定目标的必要措施。否则，一项出发点良好的政策，都可能导致难以预料、控制的结果，遑论“无摊城市”这种违背城市管理基本规律的荒谬主张。
合肥“无摊城市”的口号一出，便引起合肥市民的普遍质疑和全国媒体的一致批评，本报也于4月8日刊发社评《“文明”不是城市的终极目的》，指出“无摊城市”的口号，是对“无摊”与“文明城市”关系的双重误解。而目前合肥市有关部门的辩解，证明他们显然并没有走出“双重误解”造成的误区。
据6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今夏合肥市在建设“无摊城市”的目标下，实行了“西瓜新政”，全市审批了78个合规的临时瓜果摊点。据测算，在市区面积655平方公里、人口总数165万的合肥市，平均8平方公里、两万人口，才拥有一个临时瓜果摊点，且全部被安排在“不显眼”的小巷和居民小区里。这样的安排，已经造成农民卖瓜难、居民买瓜难的“双输”局面。可见，由于摊点审批权由政府一手掌控，只要有关部门对“摊点”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没有正确的认识，就完全有可能借“狭义”的手段，实现“广义”的目标。所谓“广义”与“狭义”之辨，就更显现出牵强敷衍的本来面目。
开放时代，任何政府公共决策，都必须接受公众和舆论的诘问和检验，漏洞百出的煽情口号，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公共管理的基本要求。受到公众和舆论质疑之后，敷衍塞责之词，也很难在公众和舆论面前过关。合肥市有关部门作出的牵强辩解，必将受到舆论的进一步究诘，如果还不打算作出诚恳认真的反思，就得准备好更聪明些的说辞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