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院长；中国两弹之父，男，1924年生，汉族，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要简历1941年毕业于张伯苓所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之一的重庆南开中学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6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工作，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1950年春回国，历任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副教授、教授，
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
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
国防科委副主任，
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
1991年5月当选第4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党组书记。
第8届、9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中共第9届、第10届中央候补委员，
中共11至14届中央委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个人详细介绍幼年时的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回汉口。1931年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
在重庆南开中学的一年半，朱光亚受益于数学、物理、化学老师的教育、培养，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现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1 年他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赵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1942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朱光亚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他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使朱光亚学业有了较坚实的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46年，吴大猷教授得到一笔经费赴美国研究、讲学，可有两名研究生随行。吴大猷选了李政道和朱光亚。1946年9月，朱光亚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
在密执安大学学习的第二年，朱光亚在年轻的核物理学家M.L.Wiedenbeck 副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II)内变换》等论文。在核物理这门当时迅速发展的尖端学科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秋，他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1950年春，他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入到新生共和国创业的热潮之中。
回到祖国后，朱光亚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为大学生开设普通物理、光学等课程，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物理学的年轻一代。
1952年12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任英文翻译。
1953年1月，全国院校调整，朱光亚接受组织安排调往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在新建的物理系任教授。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这批毕业生在六七十年代，都已成为我国核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两年后，朱光亚被调到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任室副主任，参与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随后，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当时他年仅35岁。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对这项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负全面责任。他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的实际条件)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时我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
朱光亚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64年10月16日，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中国西北戈壁滩腾空而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中国从此进入了世界核武器国家的行列。塔爆半年后我国就爆炸了第一枚空投航弹，两年后就试射了第一枚载带核弹头的导弹，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在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精心安排下，氢弹的理论探索就已经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了。1965年初，这个研究小组被调到核武器研究所同这里 的研究人员一起攻关。在朱光亚、彭桓武副所长指导下，由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组织理论研究人员和有关专家，经过认真总结分析，制定了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计划。经过大家半年多的刻苦钻研、群策群力，找到了问题的关键。1966年12月28日，在我国热核武器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氢弹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光亚就认识到将核试验转入地下，无论从减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还是从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过程规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地下核试验可以贴近核装置进行精确的物理诊断，这对于研究核爆炸过程，用试验数据验证理论设计、校正数值模拟的方法和参数都是十分有利的。在他的大力支持下，1969年9月23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他还非常重视贯彻“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方针，主张在一次试验中尽可能多安排一些诊断项目，多解决几个科学技术问题。正是这些做法，使我国能依靠较少次核试验，取得更多的核爆过程的规律性认识，对加快核武器的发展步伐起了关键作用。
1970年，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他在继续负责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一一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2年，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并为国防科工委，朱光亚先后出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重任。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的“2000 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朱光亚还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重要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其中两个研究领域的指导工作。他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注意密切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地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这些要求和做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有限资金用于重要、必需的研究工作中去。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核力量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变，仍然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我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要实现这一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崇高目标，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还需作坚持不懈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末，朱光亚开始参与有关军控问题的研究与对外学术交流。他在和杜祥琬等人合写的《浅谈军备控制中的物理学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军备控制物理学作为物理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他为能亲自参与这一关系祖国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研究工作而感到欣慰。
1980年，朱光亚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在5年任期中，他尽心尽力，为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中国科协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最大的科技群众团体做了大量工作。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朱光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履行政协职能的工作中，他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作为科学家代表之一，他呼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尊重科学，为科技工作者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揭露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提供法律保障，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得到弘扬。他身体力行，努力为创造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社会环境而奋斗。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被推选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两年来，他带领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咨询、建议、协同、交流的职能，努力实践，并注意总结与提高，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好的经验，积极进取，为我国工程技术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殆精竭虑。
朱光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当选为中共第九、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他还是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评选委员会主任。
朱光亚是中国核科学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40年来，他一直担任这个军民两用科技领域的重要科技和组织领导工作。在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历史中，他始终处于高层科技决策的中心，为发展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和国防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现在他还兼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仍在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而执着地耕耘、奉献着。
轶事-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
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这段话，摘自著名科学家朱光亚55年前的一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这封信，发表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读着这样一封激情澎湃的信，我们似乎依然能听到一个年轻科学家怦怦跳动的心音，感受到他火一样的爱国激情，感受到新中国的诞生当时在海外莘莘学子中间产生的巨大反响，感受到朱光亚及其他青年科学家们“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自豪和喜悦。1950年的朱光亚，是个年仅26岁的青年科学家，共和国的召唤，让他激情难抑，他拒绝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救济金，毅然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前夕，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这封。[2]
科研成就
他早期主要从事核物理、原子能技术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发表有《符合测量方法：（Ⅰ）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
60年代，他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研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及军备控制问题研究等工作，为中国垓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7年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领导设计、建成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了堆物理试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负责并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
1962年主持编写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争取在两年内实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起了重要作用。参与组织领导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两弹”技术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70年代以来参与组织秦山核电站筹建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
80年代后参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工作。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2008年获中国第七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2.作家
笔名： 万山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36
民族： 汉族
湖南双峰人。中共党员。1951年参加人民解放军。1952年毕业于甘肃省军区医专。历任兰州军区文艺干事，《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报社副总编辑，宁夏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甘肃省文联第三届委员、省作家协会第三届副主席。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目前创作简况
著有长篇小说《风雪阿拉苍》、《迭山芳魂》、《金色的格桑花》，散文集《军旅生涯》，长篇历史小说《西安事变》(合作)，中篇小说集《戈壁深处的旋律》、《沙海驼踪》，短篇小说集《高高的加兰山》、《古措兵站》，长篇报告文学《丙子“双十二”》（合作）、《不惑的人生》(合作)等。
●获奖作品
长篇报告文学《丙子“双十二”》(合作)获1994年当代军人喜爱图书一等奖，1993年甘肃省开天龙杯优秀作品奖，报告文学《山林考核》获1964年兰州军区文学创作一等奖，《迭山芳魂》获1985年甘肃省优秀作品奖、1986年甘肃省优秀图书奖等。先后13次获省以上优秀作品奖和全国期刊奖。[1]
3.教授，博导，一级注册建筑师
主持过我国第一个古建筑保护干部专修科的创办和教学组织工作，90－92年在加拿大任访问学者，近年主要从事建筑遗产保护及相关理论、技术体系的研究，包括中国建筑遗产资源评估；传统建筑工艺抢救；传统建筑结构与构造机制，历史地带、名胜风景及遗址保护中的规划、设计及再利用研究。完成过《古建筑——中华国宝》，《南京文物精华——建筑篇》的著述，参编过《中国建筑史》等著作，承担过南京南唐二陵、南京宏觉寺塔、绍兴越王陵、绍兴沈园、临安钱王陵、杭州凤凰山宋宫城、杭州城隍阁、杭州雷峰塔等工程或可行性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