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原名贺颖，又名其颖，表字伯聪。1906年1月19日出生于山西省柳林县柳林镇（原属离石县）一个士绅家庭。
1913年至1918年，贺昌在柳林镇小学读书，他的父亲贺雨亭，是清末拔贡，学识渊博，思想开明，为人正直。少年贺昌深受其父影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贺昌曾在一篇作文中写到：“国家灾难临头，应挺身而出，即使牺牲也不退缩。”
1918年，贺昌考入离石县立高级小学（今贺昌中学的前身）读书，在校期间，结识了从该校毕业后在太原、北京等地上学的张叔平、李燕熬、田开疆等进步青年，他的班主任也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受他们的影响，贺昌的思想更加活跃。
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波及到吕梁山区的离石时，年仅13岁的贺昌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和学校进步师生一起组织罢课，声援北京等地的学生运动。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第一任书记
1920年春，贺昌随父来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是山西最早的一所官办中学，五四运动前，曾以“校规森严、秩序良好”被当局授予“模范中学”的称号。五四运动后，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的高君宇利用寒暑假，常回该校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该校学生思想日渐活跃。进步学生王振翼在高君宇的帮助下，创办了山西最早的进步刊物《平民周刊》，揭露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唤醒山西人民的革命意识。贺昌入校后，结识了高君宇、王振翼等人，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1920年7月，高君宇暑假回乡，在省立一中召集进步学生王振翼、贺昌等开座谈会，宣传马列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在高君宇的帮助下，1921年5月1日，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王振翼、贺昌先后成为团组织的负责人。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把进一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山西得到广泛传播。团组织首先把《平民周刊》作为团的机关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揭露阎锡山的反动统治，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平民周刊》作为山西最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引导山西青年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晋华书社是山西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一阵地，创办于1921年9月，贺昌以股东身份集资创办了书社。书社推销的进步书刊主要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中国青年》、《先驱》等。1921年10月，贺昌和青年团员刘廷英在省立一中又发起组织了青年学会，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编辑出版《青年报》，设置图书室，订购许多进步书刊，吸引了大批学生来这里读书，使他们从中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走上革命道路。青年学会内设立了平民小学，吸收附近的贫民子弟学习文化知识。贺昌经常在平民小学讲课，在讲解文化知识的同时，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以后又增设了成人夜校，吸收工人来听课，传播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贺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向工人阐述革命道理，引导他们为求生存、谋解放而斗争。
1921年底，团组织负责人王振翼离开山西赴北京工作，贺昌成为太原团组织的负责人。在深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贺昌的思想也在不断地成熟。1922年5月1日，由贺昌负责编辑出版了《五一特刊》，这一特刊围绕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加以阐述和评论。在《发刊的旨趣》中，号召：“无产阶级的同胞们，醒来吧！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同盟罢工是达到我们目的的唯一方法！”针对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宗教活动愚弄群众，散布所谓“上帝主宰一切，祸福穷富命中注定”的滥调，贺昌撰写了《认清我们的仇敌——基督教》和《庆贺劳动者的大团结》两篇文章，前者揭露基督教的本质“完全是帮助资本家掠夺劳动者，扶持资本家压迫劳动者，欺骗一般无知的笨东西。”（《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上册，58页、60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后一篇文章则是为庆贺全国第一次劳动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写的。《五一特刊》的编辑出版，是贺昌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1922年9月，太原团组织由成立初期的8人发展到41人，建立了7个团支部，根据团章规定，选举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年仅17岁的贺昌被推选为太原团地委书记，担负起领导山西青年革命运动的重任。此后，贺昌在继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的同时，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之中。
学生运动的领袖工人运动的先驱
随着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发展，阎锡山对此深感不安，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压制，致使“书报往来”常被“当局检查扣留；印刷出版等物，时常禁止递送；集会结社，无时不受干涉，学校受制于军阀，来绝个性，纯讲服从。”（贺昌：《太原的青年团体》，载《先驱》第12号，1922年10月15日。）特别是省立一中的校长魏日靖上任之后，对学生严加管制，并采取每星期考试制，不及格者留级，违反校规者开除，以此来捆绑进步学生的手脚。1922年暑假考试时，校方故意出难题，致使200多名该升级的学生未升级，十几名应届毕业生未毕业，而这些学生多数属于政治上进步的学生。为此，贺昌决定发动省立一中学生掀起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
1922年9月初，省立一中开学后，贺昌、刘廷英以青年学会的名义召开学生大会，揭露魏日靖打击、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劣行，号召学生罢课，并通过了罢课宣言，提出了“反对封建独裁”、“要求政治活动自由”的口号，要求当局撤销魏日靖的校长职务。会后，贺昌发动学生到省教育厅请愿，派出十多名学生代表去和教育厅谈判，结果，省教育厅不但没有答应学生的要求，还将学生代表扣留了一夜。面对当局的蛮横行径，贺昌指示刘廷英等十几名学生冲入校长室，将魏日靖赶出了校门。阎锡山得知此事后，立即派政务厅长崔廷献、警务厅长南桂謦、教育厅长虞铭新带领警察冲入省立一中，逮捕了刘廷英等19名驱赶校长的知识分子。但学生们没有被他们的暴行所吓倒，将虞、南、崔三人关在了校长室，一致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阎锡山又增派一个步兵营将一中包围起来，企图胁迫学生释放虞、南、崔三人，恢复上课。广大学生在贺昌的秘密指挥下，手执棍棒，进行自卫。学生与军警一墙之隔，对峙了三天三夜，终于迫使阎锡山释放了被捕学生。反校长斗争坚持了半年之久，终于取得了胜利，魏日靖被免职。
在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太原的青年团员也得到了发展，到1923年底，青年团员发展到66人，建立起8个支部。作为学生运动的领袖，太原团地委书记贺昌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斗争的目标更加明确。1923年7月，贺昌由团转党。在太原团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山西工人运动逐步兴起，贺昌成为领导山西工人运动的先驱。
1921年5月，王振翼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后回到太原，向贺昌传达了大会精神，经过研究，决定在太原市组织赤色工会，发动工人罢工。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22年5月和9月，在贺昌的领导下，太原大国民印刷厂和制革厂工人先后举行了罢工斗争，成为山西工人运动的开端。
大国民印刷厂是一个只有60多人的私营企业，这个厂的工头彭太仁是资本家的忠实走狗，对工人百般虐待，后来被工人赶跑了，但不久又被资本家请了回来，重新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激起全厂工人的愤怒。针对这种情况，贺昌决定发动全厂工人罢工，并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群众书》，组织团员和进步学生四处散发。5月16日，罢工开始。17日，贺昌等根据事先的安排，一面召集全市印刷工人在纯阳宫集会，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举行同盟罢工，声援大国民印刷厂工人的斗争；一面采取合法的斗争形式，呈请太原市公安局，批准成立印刷工会组织。但由于反动当局的干涉，印刷工会组织未能成立，同盟罢工也没有实现，这次罢工以失败告终。
同年9月，太原制革厂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开除厂内欺压工人的监工、工头。这次罢工由于作了周密的准备，事先成立了工会组织，再加上工人斗争态度坚决，所以取得了胜利。贺昌从大国民印刷厂工人罢工失败和制革工人的斗争胜利中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团结一致，成立工会组织，斗争到底，才能取得胜利。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山西铁路工人运动汇入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洪流中。1922年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派刘明俨来到太原指导铁路工人运动，在刘明俨等的领导下，在石家庄成立了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随后，太原、阳泉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12月初，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改名为正太铁路总工会，在太原、阳泉设立了分会。贺昌担任了太原区分会秘书。他经常深入到铁路工人中间，了解他们的疾苦，鼓励他们起来斗争。12月15日，在正太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正太铁路工人举行了全线总罢工，要求路局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等。太原区分会在贺昌的领导下，积极响应罢工，并组织了工人宣传队、纠察队，散发《罢工宣言》，向各界宣传罢工原因、复工条件，维持罢工秩序。在全线工人的坚决斗争和全国各地工人的声援下，正太铁路工人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路局被迫答应了工会提出的复工条件。
1923年秋，团中央调贺昌到上海团中央工作，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先后担任团中央委员、常委、团中央工农部长、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团中央劳动部长、南方局宣传部长、北方局书记、顺直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经军长征后，贺昌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项英、陈毅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担任中央分局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继续在南方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1935年3月10日，贺昌在率领部队突围时，于江西会昌河畔遭敌人伏击，壮烈牺牲。这次突围中，牺牲的还有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等人。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陈毅在《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中沉痛地写道：“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表达了他对贺昌等同志的敬佩与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