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大秧歌，起源于定州黑龙泉一带。关于大秧歌的起源，有两种近似的说法。其一，北宋时，著名文学家苏轼谪官知定州，见城北黑龙泉附近的苏泉、东板、西板等村农民在稻田里劳动很苦，便即兴为他们编了一些歌曲，教他们插秧时咏唱，故亦称“苏秧歌”。其二，远在宋朝以前，定县黑龙泉附近几村就流传着一种民间小曲，北宋年间，苏轼在定州任上，曾为其填词正曲，故称“秧歌”。自清朝以来，当地劳动人民和民间艺人逐步利用“秧歌”这一曲调以说唱的形式演唱有人物有故事情节的曲目。清代晚期，秧歌受其它地方剧种的影响，民间艺人开始把有人物有情节的故事编成唱本，利用秧歌曲调，并配上板鼓、锣、镲等打击乐，以初级的戏曲形式搬上农村戏台，逐渐形成了大秧歌。
1935年8月，经营地毯木行的安国人郑信卿曾组织定县一带农村的一个“同乐秧歌戏剧社”进天津南市第一舞台演出。演员有秦志素、郑桂芳、赵凤岐、赵玉屏、张风楼等30余人，携带剧目《打经堂》(又名安安送米)、《蓝桥会》、《连环计》、《空棺计》、《劈灵棺》、《四大劝》、《双锁柜》、《送京娘》、《武家坡》、《庆阳城》、《南阳城》、《庆沙马》、《红灯记》、《描金柜》(张九成私访)、《金牛寺》、《闹龙山》、《借女吊孝》、《老少换妻》、《郭巨埋儿》、《王景川卖妻》、《借当》、《跑沙滩》、《杨福录投亲》、《杨二舍化缘》、《王定保借当》、《佘太君观星》、《黄氏女降香》、《刘玉兰赶会》、《反堂劈华山》(沉香救母)等近百出。据1929年编印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载：“从前秧歌比较文雅，自前清以来，秧歌的腔调、词句和表演日趋粗俗淫荡。官府曾禁止演唱，但始终无效。”直至解放后，在人民政府戏曲改革政策的指导下，经过不断地推陈出新，大秧歌这一富有乡土气息的民间剧种才真正健康地发展起来。
大秧歌演唱的剧目，多是民间生活故事题材。当地群众又称秧歌戏是“栓老婆桩子”(以多演婆婆妈妈的家庭戏为主)。内容虽多倾向于封建礼教、向往婚姻自由，抨击忘恩负义、损人利已，但却往往和封建性的糟粕及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夹杂在一起。后经戏曲改革工作，去芜存菁，不但整理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剧目，而且还移植了一批其它剧种的优秀剧目。传统戏有《双锁柜》、《老少换》、《王小赶脚》、《借鬓鬓》、《借女吊孝》、《王妈妈说媒》、《杨文讨饭》、《杨八姐游春》、《天仙配》、《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以及《白水滩》、《打焦赞》、《蜈蚣岭》等一些武打戏，并上演了《血泪仇》、《夺印》等现代戏。
大秧歌的艺术特点多是一生一旦为主的生活小戏。念白生活化，以方言为主，有时根据戏的需要也用些韵白。演出时以唱见长，善于叙事。唱词口语化，通俗易懂，富有生活气息，听来亲切感人。唱词的结构也很自由，不受七、十字句的限制，有的少到三、五字，有的多达二三十字，而且多用衬字，但都押韵脚；还有时为了强调某一情节或某种情绪用“叠句”的唱法反复，故又有“九番秧歌”之说。大秧歌的伴奏，解放前没有弦乐，只有打击乐，即板鼓、大锣、水镲、手锣。开始六锣，上句唱完两锣，下句唱完用六锣，故又称“大锣腔”。大锣腔没有固定的调高，演员根据自己嗓子的高低自由演唱。
1952年，第一次给秧歌配上弦乐。开始时试用一把京胡和一把二胡伴奏，1954年将京胡改为板胡，后来又先后加上了低音胡、秦琴、笛子、笙、三弦、大提。大秧歌的演员行当，也如其它大戏，有青衣、老生、老旦、小生、小丑等。唱腔为“板腔体”结构。基本曲调由尾腔不同的上下两句构成。传统的板式有起腔、慢板、流水、垛板、快板，板上起唱。解放后又创造了寸板、散板，同时还吸收了(河西调) (丝弦)、(混芽儿)(丝弦)、(莲花落)等其它剧种的曲调以及(走四方)(民歌)等民间小调。
定州大秧歌早期的名艺人有李双贵(艺名大贵子，三花脸)、赵凤岐(艺名小贵子，青衣)、宋文川(花旦)、杨福庆(老生)等。解放前无专业演出团体，只有半农半艺的季节性班社。1952年成立了定县秧歌职业剧团。1957年定县戏校为秧歌剧种培养了20名男女学员，改变了过去妇女不进秧歌班的旧习惯。
定州大秧歌是一个在冀中有影响的剧种。除定州外，保定地区的唐县、曲阳、望都、完县、满城、安国等县的很多农村有业余秧歌剧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