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 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列奥佩德·冯·西克特（常被称为汉斯·冯·西克特），1866年4月22日生于石勒苏益格Schleswig，1936年12月27日死于柏林。他是“十万陆军”的缔造者，奠定了德国陆军得以重新崛起的基础，当之无愧的二战德军之父。他还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打赢了“第五次反围剿”，也是德军总参谋部“少说多做”原则的完美样板，同时还是笔者在世界军事史上最敬佩的人之一。
他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谦虚保留的处世方法为他赢得了“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的外号。英国驻德大使曾评论说：“他的头脑比其拘谨的军人外表广阔，他的见识比其严谨整洁的外貌广博”。他是一个普鲁士将军的儿子，1885年起就在亚历山大皇帝近卫掷弹兵团服役。他有文学方面的特长，而且在体育方面曾获得过名为“Abitur”（类似“体育健将”之类）的非同一般的称号。1893年与多萝西·法比安Dorothea Fabian结婚，婚后无子女，但夫妻感情很好。两人一起游历了英国、地中海周边国家，遍访名胜古迹和自己感兴趣的人物。1896年进入参谋学校，之后交替服役于一线和参谋单位，在每一处服务时他的良好声誉都日渐上升。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时，他是驻柏林的第3军参谋长。
西克特所在的军是亚历山大·冯·克鲁克第1集团军的一部分，在德军著名的“史里芬计划”中担任最重要的右翼攻势。随着“马恩河的奇迹”，德军的计划破产，第1集团军被迫回撤。但冯·西克特在Vailly和Soissions等地的战斗中充分表现出了他的个人才能和领导能力。他被认为是高级参谋人员的当然候选人。1915年3月，他担任了在东加里西亚新组建的第11集团军参谋长，上司是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后来的德军元帅、大十字勋章获得者）。在5月2日开始的大攻势中，第11集团军和奥匈第4集团军一起担任主攻，他们犹如摧枯拉朽一般歼灭了俄国第3集团军，两周之内推进了100英里。第11集团军12天之内抓了140,000俄国俘虏，一个月收复了奥匈要塞普热米什尔，威廉二世皇帝授予了冯·西克特最高军事荣誉奖章Pour le Meritè（又称英勇勋章）。6月底第11集团军夺下伦贝格时俘虏超过了25万，然后8月4日拿下华沙，8月底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塞。第11集团军一共向前推进了300公里，到9月底完全拔除了波兰突出部，彻底解除俄军对加里西亚的威胁。冯·西克特越级晋升准将，他的上司马肯森获得了元帅军衔。同时他们被调往新成立的“马肯森集团军群”，任务是完成奥匈军队无力达到的目的——消灭塞尔维亚的反抗，打开通往巴尔干和土耳其的通路。德国第11集团军、奥匈第3集团军、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组成的进攻部队在10月6日发起攻击，11月底时所有的塞尔维亚部队要么被歼灭，要么逃到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一共抓了150,000俘虏，冯·西克特获得了Pour le Merite上的橡树叶（带橡树叶的英勇勋章）。
“马肯森集团军群”在保加利亚一直待到1916年春季，准备一举消灭协约国在萨洛尼卡的部队，但由于凡尔登的会战消耗了大量德军兵力而被中止。1916年6月，俄军在勃鲁希洛夫Brusilov攻势中大败奥匈军，法金汉Falkenhayn（德军总参谋长）和康拉德Conrad（奥匈军总参谋长）将西克特紧急调往加里西亚担任奥匈第7集团军参谋长，任务是协助制止俄军前进和恢复两军信任关系。这时东部前线德军和奥匈军关系十分紧张，西克特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名义上的上司冯·弗朗泽-巴尔丁将军（General v. Pflanzer-Baltin）的尊敬，这位将军“从来不是德国人的朋友”（西克特语），但战后弗朗泽-巴尔丁把它归咎于两军对参谋长这一角色的不同观念,。西克特自己回忆道他当时：“到达、观察，然后下达命令”，似乎他的上司不存在一样。这种关系当然不会长久，西克特很快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卡尔大公集团军群”（Army Group Archduke Karl）的参谋长，协助大公指挥整个奥匈俄国战线。西克特与卡尔大公合作得很好，经过血战终于将俄军制止在卡尔巴阡山一线。随即卡尔大公的部队与法金汉的第9集团军（当时由于凡尔登战役的失败，法金汉被免去总参谋长一职，降职担任第9集团军军长）一起参加了罗马尼亚战役，将愚蠢地投入战争的罗马尼亚人狠狠教训了一番。战役的最后阶段，由于86岁的奥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1916年11月去世，卡尔大公继任皇帝，约瑟夫大公Archduke Joseph接过了集团军群的指挥权。1917年西克特担任“约瑟夫大公集团军群”（Army Group Archduke Joseph）的参谋长，这个工作由于德国与奥匈帝国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而显得越来越困难。尽管如此，当西克特最终离任时，约瑟夫大公写道他不能想象出一个比西克特更好的参谋长来。
1917年12月西克特来到了伊斯坦布尔，以少将军衔担任土耳其军队总参谋长。本来德军派出的是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 Sanders将军，但土耳其军队指挥官埃文帕夏Enver Pasha拒绝了这个任命。当时巴勒斯坦前线是最活跃的一个战区，英国将军艾伦比Allenby在西克特到达前一周刚夺得了耶路撒冷，所以桑德斯将军被派往巴勒斯坦战线，设法维持了一个僵持的局面。作为土耳其军队总参谋长，西克特是桑德斯的上司；但从德军在土耳其的军事任务方面来讲，桑德斯级别更高。这两者不可避免的存在冲突，结果是西克特的活动逐渐集中到政治方面，这是他不擅长的。由于在1918年同盟国、协约国双方都对法国战场投入了最大的精力，东地中海战场在上半年显得很平静。但9月中旬情况突变，盟军突破了萨洛尼卡的封锁，艾伦比在巴勒斯坦击溃了桑德斯的土德联军（三心二意的土耳其人一触即溃，让英国人大批俘获。但英军军史中这样记载：“少数德军分遣队纪律严明，在周围满是七零八落的部队、难以辨认的脸孔和一大堆散兵游勇的灾难洪流中，约有两个团的德军保持了他们的凝聚力和战斗精神，像在阅兵场上那样机动自如，停止间射击，再向后方转移。”）。当保加利亚在10月退出战争时，饱受打击的土耳其已经毫无希望了。10月30日土耳其签署停战协定，允许所有的德国人在30天内离开土耳其。西克特在11月4日经黑海到达敖德萨，11月13日回到德国（11月11日德国已经签署了停战协定）。
西克特受到了新的共和国勉强的欢迎，但他清楚地表明了为祖国继续服务的决心。兴登堡Hindenburg让他去柯尼斯堡组织在乌克兰和整个东部前线德军部队的撤离事宜，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这种表现让他进入参加巴黎和会的德国代表团担任军事代表成为顺理成章的事。1919年7月他担任了战后德军的总参谋长，一年后成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1920年到1926年间他在这个职位上立下了怎么评价都不为高的丰功伟绩。在那个政治动荡、国家一片混乱的时代，他缔造了一支成为国家中流砥柱、被证明为同时代训练最佳、领导能力最强的军队。他制定了重新武装和重振士气的计划，使德军最大的优势——军官团得以保留，使新的战术战法得以酝酿而成。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军人数不得超过十万，所以西克特制定的标准是：士兵身体良好，有12年以上的服役经验；军官要有25年以上的从伍经验。一旦成为国防军的一分子，要接受某一方面的专门培训，重点是领导才能。他极为重视士兵的个人技能和主观能动性。合约禁止德国拥有军事院校，他就联合团一级的单位建立了一个建在部队上的军事教育体系，每一位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每半年进行一次演习，使专业技能得到精进，职业素养得到提高。没有坦克、高炮，就用纸板、木料仿制，德军也许是唯一用玩具飞机模拟真飞机演练对空射击的军队！单兵在演习中要自称我是某某排，或者代表一个8人机枪组。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冯·西克特的“十万陆军”！
引用一些他的话语：
“有国无防是可耻的！”
“任何不平等条约、任何敌人不能从我们身上夺走的东西是坚强的信念。当命运再一次召唤德国人民武装起来时（这一天终将到来！），他将看到勇士而非懦夫紧紧握住忠诚的武器。只要有钢铁般的双手和意志，使用什么武器都无所谓。”
“先进装备能战胜一个个血肉之躯，但无法战胜人类不朽的精神！”
1921年他曾写道：“未来战争取胜之道在于调动人数少但素质甚高的机动部队，其配以飞机，则作战效能更高”。他对速度和机动性的重视是德军闪电战的萌芽。
在6年国防军总司令生涯结束后，他短暂地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写了几本书。1933年到1935年他来到了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在西克特担任团长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本人的影响力之大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比起中国工农红军的顾问李德，他为蒋介石设计的“围剿”方案显然高明得多（这就是军事素养的差距）。他曾担任委员长委托人，代表蒋介石本人处理军政事务。星期二、五上午十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军校官员预约登记与西克特会面的时间，由于过时不候，大小官员们提前排队，成为一大景观。他为蒋介石提出的建军三大思想影响了蒋的一生。这三条是：1）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2）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3）军队之作战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
他于1936年12月27日死于心脏病。相对于一战时的功绩，他作为战后德国国防军的缔造者的地位是使他至今仍享有极高的声誉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