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母(胡毋)生：(生卒年待考)，字子都；齐国人(今山东淄博临淄)。著名西汉时期经学家。
胡毋生的生卒年月已难详考，约当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儒家学者，经学家、《春秋》“公羊学”家。
胡毋生治《春秋公羊传》，在汉景帝刘启时期被立为博士，与董仲舒同业。董仲舒曾著书称其德：“胡毋子都贱为布衣，贫为匹夫，然而好乐义好礼，正行至死，胡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声。甚可荣也。”
胡毋生年龄比董仲舒稍长，是汉朝最早传公羊学的大师之一，也是首先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传》授顺序说：“子夏传予公羊高，高传予其子平，平传予其子地，地传予其子敢，敢传子其子寿。至景帝时，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可见，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传，也是协助公羊寿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结束其没有文本，口耳相传历史的人。公羊学于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学说更加定型。
同时，由于公羊有经本流传，也有利于学说的传扬。此外，胡毋生还归纳公羊义例，著有《公羊条例》一书，使公羊学说条理化，以便学者提纲挈领，掌握要点。东汉末何休作《公羊解访》，就曾“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胡毋生还亲自传学，扩大了公羊学的传授面。
胡毋生在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列。年老，复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时的大丞相公孙弘就曾得其师传。董仲舒对他也十分敬重，《汉书》说：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贱为布衣，贫为鄙夫。然而乐义好礼，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声。甚可荣也！”唐朝时期的徐彦在《公羊疏》中说：“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以董仲舒为胡毋生的弟子。吴检斋曰：“其说但不见于淳史，疑莫能质也。”吴检斋所疑甚是。
但徐彦之言的依据是《汉书·儒林列传》，其传曰：“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颇受焉。而董仲舒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
单以这段文字论，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孙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吕步舒等。在史籍《隋书·经籍志》中即以嬴公为胡毋生弟子。其实这是班固为了行文简洁，未加区别。后人又不深考，误读其书。这里应于“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传，以下述董仲舒之传。今中华书局标点本也不分段，是犹承其误。
据史籍《史记》记载：“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时并治，并无施受关系。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注明：“先仲舒而次子都。傥仲舒曾师事子都，马迁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诸人。”在《史记》中明言“仲舒弟子送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即并非胡毋生弟子。故而，陆德明在《释文序录》中说：“汉兴，齐人胡毋生，赵人董仲舒，并治《公羊春秋》。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州段仲，温吕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凿凿，不容混淆。唐晏在《两汉三国学案》中，仍将“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传中，盖沿袭旧文，但又于董传按曰：“胡毋生、派止传公孙弘一人，故弘居朝专与董生立异，正以流别不同耳。”则已知胡查之非师徒矣。
在史籍《四库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认为“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然则在公羊氏家学外，因多公羊经师，董氏何须师事于胡毋氏呢？又典籍《公羊硫》引《孝经说》说明：“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
可见，董生与胡毋生同为子夏六传弟子。当然，既然公羊寿和胡毋生是首先将《公羊传》著之竹帛的人，那么在经传的文本上，董生或许得益于胡毋子都。至于其他，则不可知。
董仲舒与胡毋生同治一经，但各自的贡献不一样。胡毋生笔录《公羊传》，并总结公羊例义，使其更加系统。董仲舒则在发挥《公羊传》微言大义，引经论事，甚至用《春秋》断狱，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发明独多。统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学大家，而且都是汉初传公羊的始师，但是细分起来，胡毋生限于说经，是学问家，是经师；董仲舒则长于论事，搞实用经学，是鸿儒。
司马迁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经以致用说的。胡查二人对《春秋》公羊学的大明于汉世，都卓有贡献，因此在汉景帝年间双双被任命为汉廷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