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天津，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先后建立过5座教堂，最有名的当属圣母帡幪教堂和中华东正教会祈祷所。前者追随沙俄流亡教会，后者承认苏联莫斯科教廷。
圣母帡幪堂为天津东正教主教的座堂，其前身名为“救世主堂”。
东正教于20世纪初传入天津，1909年在天津俄租界俄国花园（今河东区南站）内建东正教堂，名为“救世主堂”。1922年扩建后更名为“圣母帡幪堂”。
天津开埠以后，在今天的河北区一带，有相当多的俄国商人行商，他们大多经营皮毛和茶叶生意。有位俄国商人在三岔河口的海河北岸设立了萨宝石洋行，至今此地还有一条小巷叫萨宝石胡同。他们还在中山路上开办了工厂、仓库。
这些俄国人都信奉东正教。最早的时候，每到东正教会的大瞻礼，北京东正教会都会派司祭到天津为俄国商人及其眷属举行宗教活动。当时的修士大司祭伊诺肯提乙，每年都要来天津，借用北站的客车厢做临时祈祷所。1904年，北京东正教会在天津河北小关大街租房作为祈祷所，平日的宗教活动由一位中国人主持，此时领洗入教的中国人约有200余人。
1909年，北京东正教会关闭了天津小关祈祷所，在俄租界的俄国花园（位于今天河东区南站）修建了一座正式的东正教堂，命名为“救世主堂”。救世主堂用汉白玉建造，玲珑剔透，仅能容纳20人左右。远在小关的中国教徒进堂者不多，只有附近少数的俄国教徒进堂祈祷。
1939年，“圣母帡幪堂”被侵华日军拆毁改建仓库，教堂遂迁至德租界，按原样重建。此为1942年新建成的教堂，位于今琼州道，现已不存。
救世主堂的建立，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共有222名俄国军官被义和团击毙。后来，俄国彼得堡东正教廷将死亡军官的名单发给北京东正教会，命令为这些死者树碑祈祷。八国联军侵略天津时，有108名侵略者被击毙。这些俄国官兵就被埋葬在教堂下面。1970年6月，市城建部门在教堂旧址施工时，挖出了一块纪念塔的奠基石。上面的阴刻俄文，成为至今发现的救世主堂情况的惟一的原生性文字记载。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旧沙俄的贵族、军人、地主、商人等从苏联迁到中国，其中的一部分流入天津，天津的俄国教徒人数增多。他们要求北京东正教会向天津派遣常驻神父，进行规范的宗教生活。北京东正教会派大司祭巴维尔?拉足莫夫来津，他便是天津东正教会的第一任司祭。这位司祭在天津的时间很短，不久就离开天津去了美国。
1922年，修士司祭维克托尔来到天津继任本堂司祭。维克托尔出生于俄国的一个宗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东正教司祭。维克托尔在神学院读书时应征入伍，后升任沙俄军官，苏联十月革命后逃到新疆，随一批白俄来到北京，为当时的东正教北京教会主教收留，升为修士，教名为维克托尔。按照东正教会的教级，不久即由修士升为司祭。司祭就有资格总揽一个教堂的事务。
哈尔滨的俄国东正教堂
维克托尔来到天津的时候，流亡到天津的俄国贵族还在不断增加，救世主堂已不敷使用。1922年，他在小教堂的基础上主持扩建了一座能容纳数百人的大教堂，命名为“圣母帡幪堂”。沙俄官兵尸骨也随之迁葬，教堂门前的墙上镶嵌了三块汉白玉，上面刻有死者的姓名。
维克托尔拒绝承认苏联莫斯科教廷，几次远赴塞尔维亚，将天津的东正教发展情况，向流亡教堂述职。1938年塞尔维亚教廷任命维克托尔为北京东正教中国教区总主教。维克托尔离津后，天津东正教的工作由修士大司祭戛乌利依勒承担。
天津沦陷时期的1939年，侵华日军在华北建设战争基地，突然提出征用圣母帡幪堂。此时维克托尔所在的圣母帡幪堂，已成为天津东正教总堂。苏联政府出面交涉欲行制止，日军强行将六区西大道，也就是现在的河西区琼州道一华人的地产作为抵偿，并拨款日金17万元为建筑费用，1942年新教堂建成，仍称为圣母帡幪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将其按敌产查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