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新学书院的建筑看上去像是欧洲古城堡式建筑，它是英国人赫立德于1902年创办的一所学校。建筑本身仿牛津大学青灰色校园建筑，由中外资深教员任教。
书院是大学制，学制四年，有格致、博学、化学等科目；分南北两楼，楼内设施完备，礼堂、会议室、机械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理化室、阅览室、体操房、篮球场、饭厅、学生宿舍、淋浴室、博物院等等。校长上设董事会，董事们均为社会贤达，如顾维钧、林语堂、张伯苓等。
1930年，该学校改为中学。1939年，著名电影戏剧家黄佐临曾任该校校长。1953年，该校改为天津十七中学。1976年地震时被震毁，1981年重建新校。
天津新学书院 ——张伯驹故事之八
2007年07月10日 深圳商报
作为盐运使公子的张伯驹，愉快地在天津度过他的童年。“松墨涂鸦，竹枝戏马”之外，他大多数时间应是在家馆里读书。飞按：1905年10月，清帝国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匆忙将科举考试制度废除，所谓新式教育遂不得不以应急姿态担负责任。袁世凯于直督任上曾以巨大热情兴办新式学堂，并得严修、林墨青、张伯苓诸氏裨助，因此专就教育言之，天津位居全国先进。张镇芳亦曾捐资以为新学之襄助者。不过，袁世凯与张镇芳对于自己子女之教育，则仍沿旧式家馆之法。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袁张皆无暇顾及于此。因传闻有反袁者欲不利于袁之家属，11月初，袁世凯即命全家分批自老家迁居天津，而以诸子教育事托付严修。又因此系临时性质，故于天津不设家馆，袁之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俱入新学书院（其址在马家口）读书。
据徐亚伦记，袁世凯本拟以三千元捐南开，为诸子读书之资，但出于安全考虑，欲派马弁数人随护。南开校长张伯苓恐惹是非而未应之，袁乃改捐于新学书院，书院为之建“袁宫保堂”。张镇芳既为袁所信任，当亦有照顾袁氏亲眷之义务。镇芳命十四岁的伯驹与袁氏诸子同入新学书院，即似有以伯驹为陪读意。
严修为袁世凯挚友，字范孙，出身盐商家庭而肯以巨资兴办教育，曾任清学部左侍郎，堪称晚清第一教育家。他虽倡导新学，但其教育思想坚持“中学为体”，其在学部时拟定“中国教育宗旨”以上谕形式发布，曰“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此亦严修教育之主张。他是除袁世凯外，天津教育最大赞助人，在津“物望甚隆，虽妇孺无不知有严先生其人者”。辛亥革命期间，津民一度欲推严为都督以促成直隶独立，严为躲避而几乎每日皆至戏园观剧，以示无政治野心。当伯驹陪袁子就读新学书院际，每日至国民饭店对面的名为“戒酒楼”的严修别墅午饭，严亦时来探视，“并考问功课，训勉有加”。他的学问及人品均于伯驹有所影响。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里怀念云：“当年共立程门雪，犹忆春风戒酒楼”，可知伯驹于严修之敬爱。
1912年3月伯驹随父赴开封，其于新学书院虽仅数月，然由此既得为诸“洪宪皇子”同学，又亲炙严修教导，故于伯驹不可不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