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戴礼记：亦称《小戴记》，即《礼记》，相传西汉礼学家戴圣编纂。小戴指戴圣，大戴指其叔父戴德。
戴圣字次君，西汉梁（郡治在今河南商丘）人。曾任九江太守，平生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尤重《礼》学研究。与叔父戴德及庆普等人曾师事经学大师后苍，潜心钻研。《礼》学。三人苦心钻研，各有所得，逐步形成自己的学说体系，成为今文礼学大师。戴德号称“大戴”，戴圣被称为“小戴”，二人合称为“大小戴”。“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汉书·儒林传》）。戴圣成为今文礼学“小戴学”的开创者；后来，三家之学皆立于学官，其学兴盛一时。宣帝时，戴圣曾被立为博士，参与石渠阁议，评定五经异同。终生以授徒讲学和著述为业，曾选集战国至汉初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人所记的各种有关礼仪等论著，编撰成书。被称为《小戴记》或《小戴礼记》。该书原为解说《仪礼》的资料汇编，后经郑玄作注，使它摆脱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成为今本《礼记》。全书共分《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学记》、《乐记》、《中庸》、《大学》、《内则》、《坊记》、《儒行》、《王制》、《玉藻》、《冠义》、《昏义》、《杂记》等四十九篇，其中的要言精义比起《仪礼》更为简便，直指人心，与其叔父戴德所编《大戴礼记》八十五篇（现存三十九篇）亦不相同。戴圣精心讲授“礼学”，授徒颇多，曾传其学于梁人桥仁、杨荣等，于是，今文礼学“小戴学”又有了“桥、杨氏之学”（《汉书·儒林传》）。小戴对于传播和发展《礼》学有一定贡献，《小戴礼记》被列为儒家经典，“三礼”之一，唐时被称为“大经”，明时已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中的《礼》。该书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研究和发展儒家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礼记》之流传：
秦时焚书后，古时典籍多不存，后经过秦末战乱，更是所剩无几。汉建国后，广开献书之路，儒家后来流传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乐经失传）就是逐渐恢复的。后又依次立为学官。当时所传的“礼经”，并不是后世的“礼记”，而是《仪礼》，仅十七篇。当时又有各种《记》文，为各礼家所掌握，并经常在辩论时引用。
武帝、宣帝时，戴德抄录85篇，成《大戴礼记》，其兄子戴圣抄49篇，是为《小戴礼记》。汉代《礼记》本附属于经（《仪礼》）的，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后，简明易读，大为广行，而篇目繁多的《大戴礼记》很少有人研习，逐渐亡失，北周学者卢辩为其作注，方保留了一部分，到唐代，原书85篇，只剩39篇。
汉末党锢之祸、军阀混战、三国鼎立，导致经学急剧衰落，唯郑学大行于世，成经学之小一统时代。经郑玄作注后，《小戴礼记》始与《仪礼》、《周礼》鼎足为三，而魏时又第一次为之立学官。
魏时王肃不好郑氏学，但亦博通今古，遍注群经，时称王学。其当于司马氏，女又嫁司马昭，晋夺魏后，皆立于学官，王学盛而郑学衰。然东晋时，王学俱废，除《周易》、《古文尚书》、《春秋左传》三经外，其他六经，即《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孝经》，皆宗郑氏，其中三礼，唯独盛于两汉的《仪礼》未立博士，原附属于其的《礼记》却立为博士。
南北朝时，天下分南北，经学亦分南北，然《三礼》同遵郑学。
唐统一后，统一诸经，成《五经正义》，此后无疑说者。于《三礼》独收《礼记》，第一次将之升为经，且拔之于其他二经之上，由是三礼《礼记》独盛。
可见由汉到唐，除魏晋一度为王学夺席，皆以郑注为中心。
宋儒治经务反汉人之说。进而疑经、改经、删经，或改易经文。朱熹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将之与《论语》、《孟子》并行，是为四书，后治礼的学者遵之，遂不录此二篇，则49篇减为47篇。
但因朱熹不治《礼记》，故科举仍以古注疏为主。后元明不过为宋学之遗。
清初则尊宋，中期兼采汉、宋，孙希旦《礼记集解》即博采汉、宋人之观点，为此时代表作。后乾嘉学派复兴汉学，然其重考据，故《礼记》的研究不及《仪礼》、《周礼》，清人《十三经》，唯《礼记》、《孝经》无新疏。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所称的《礼记》，汉末以后基本为《小戴礼记》，之前则篇目繁多，各家根据自己需要不同，各有摘录，不过流传至今的仅剩“大小戴”。
现代学者对于《小戴礼记》何时成文的研究大概有两种意见。一是王文锦先生采洪业先生在《礼记引得·序》中的看法，认为《大戴》与《小戴》仅为两部资料杂编，非一人一时而成。从大戴、小戴时开始，到郑玄二百多年之间，成书约于东汉中期。可参见中华书局版《大戴礼记解诂》一书前言。另一种看法是杨天宇先生认为49篇之礼应为武帝、宣帝时期戴圣所纂辑，传统说法是可靠的。可参见上海古籍版《礼记译注》前言。第一种看法似乎是目前所流传的看法，因为对于先秦两汉很多典籍都有类似的意见，第二种看法个人赞同。详细论证可参阅杨天宇先生《礼记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