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吕乐相比，在七十年代尾，曾任警队政治部及毒品调查科的侦缉探长刘振斯，名气及职级上与吕乐有很大距离，但从时间上来看，他是香港最后一个华探长，自此以后便取消了该职位。
虽然是最后一个，但刘振斯回港成功反击廉署，并令廉署撤销指控却是华探中第一人。刘振斯说：“逃亡台湾这么多年，我特地挑选1997年7月1日回港，成班华探，连吕乐都劝我不要这么做，不过他又希望我成功甩掉罪名，还好最后结果没有令他失望。” 廉政公署在1997年12月最终因证据不足，不再对他提出检控。
刘振斯1981年6月被廉署调查而避走台湾，警队也撤销其华探长一职，故他常主观认为是廉署配合港英政府的政治手段来整治华探长，并想除之而后快。他说：“我由始至终未怕过廉署，他们好多人都是由政治部调过去，我熟悉他们的手法。”
例如刘振斯自称并不怕廉署的盘问手法，他说，“他们非常时兴突然间大力拍桌大声喝你，等你心理脆弱时不小心就露出破绽。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等三个人（盘问员）无防范时就大力踢吓他，话就话踩，其实是自己想壮胆不好好输气势。”
回首六、七十年代，可算香港乌烟瘴气的年代，贪污问题在公共服务机构中十分严重，如救护人员在接送病人往医院前，向病人索取茶钱，消防员开水喉救火要收开喉费，病人要打赏医院的亚婶，才可取得开水或便盆。就是连轮候公屋，申请入学或各种公共服务，也要贿赂有关官员。而贪污风气在警队中更为严重。受贿的警务人员更包庇黄、赌、毒等各种非法罪行，社会治安、秩序受到严重的威胁。市民虽饱受贪污的祸害，却敢怒而不敢言。
刘振斯直言：“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学人家从商，不要因为逃跑而搞的老婆都要离婚，台湾搞地产又搞到一无所有……”刘到台湾后，辗转回到深圳发展，因开采石矿供应大亚湾核电厂建筑所需而发迹起来，虽然石矿场已关闭，但他在深圳仍拥有别墅物业、电动马达厂和卡拉OK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