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
死后成名，这在文学史上是经常有的现象，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兰佩杜萨的《豹》都是作者身后得以发表并受重视的作品。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 1902)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在世期间，他自费印书，亏损了将近1000磅，销量最多时也仅有五六百册。1903年，长篇小说《众生之路》悄悄出版了，这时候没有人理会它的作者巴特勒的周年祭日是几月几日，直到戏剧大师萧伯纳对此书发出惊呼，赞誉巴特勒是“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最伟大的作家”。
仔细想想，后来的英美文学史上涌现了那么多的自传体性质的成长小说，从毛姆的《人生的枷锁》到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太多的作家热衷于回顾过去、父母和童年，这个源源不断地还在继续扩大的队伍，早就经由忧伤的法国贵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而获得了世界范围的永存的意义。如此看来，有着肇始者身份的巴特勒，虽然发表了许多奇谈怪论，例如考证出史诗《奥德赛》的作者必定是个女性，等等。但仅此一部《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能够在1998年兰登书屋评选的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中排名第12位，远远高出海明威、戈尔丁等诺贝尔奖得主的代表作，就足以说明其历史地位了。
就我个人的阅读生涯而言，巴特勒无疑是个迟到者。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的名字就出现在了一本并不起眼的小说《如此人生》(浙江人民出版社，蒋炳贤、任明耀合译)的封面上。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发行了巴特勒的这本遗著，并由翻译家黄雨石先生最终定名为《众生之路》。但是，当时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法国小说，比如纪德的《伪币制造者》和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我甚至读过一本化名埃米尔·阿雅尔的传奇作家罗曼·加里所写的小说，书名也译作《如此人生》。相比于加里两次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业绩，巴特勒这个从英吉利海峡漂流过来的名字就显得黯然失色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以作家的名声大小来挑选个人准备阅读的作品，是多么地愚蠢有害。现在，我已经不再迷信什么“××获奖文库”或者“××学者主编”的译丛了，真正的大师杰作永远都静悄悄地呆在一个尘冷的角落。例如，我始终认为桑顿·怀尔德的中篇小说《圣路易斯桥》要比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更出色；同样，巴特勒的第一部作品《埃瑞璜》(1872)，也要比后来的那些“反乌托邦”小说更生动有趣。英文单词nowhere(乌有乡)被倒过来拼写成了巴特勒笔下的一个地名，在埃瑞璜之国，疾病应受惩罚，而道德上的堕落和犯罪行为却得到了同情宽恕，塞缪尔·巴特勒借此辛辣地讽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秩序和风俗习惯，难怪有评论家认为，《埃瑞璜》(Erewhon)是继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之后英国所诞生的又一部讽刺文学经典。
如果说，《埃瑞璜》至少还给作家本人带来了“六十九镑三先令十便士”的经济收入，那么，创作《众生之路》(1873—1885)不仅消耗了巴特勒长达十多年的生命光阴，甚至掏空了他的内心。因为这不是一本无病呻吟的爱情小册子，而是讲述了庞蒂菲克斯家族三代人的历史，主人公欧内斯特的成长道路显然留下了作家巴特勒生平经历的影子，你很难想象，巴特勒是如何把现实中的“自我”和虚构出来的人物区别对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如影随形那么简单，而是血浓于水。
小说的第四十七章，主人公欧内斯特又回到剑桥去，在圣约翰学院的教堂后面，有一条由许许多多肮脏破烂的房屋组成的“迷宫”，在那里居住的各种年岁的人都有，从孩提少年直到白发苍苍的老人。欧内斯特上学期间，很多长时期生活在学院里的纨绔子弟，无一例外，从来都找不到“那穿过无数弯弯曲曲的小巷通往‘迷宫’的道路”。完全可以认为，塞缪尔·巴特勒笔下的《众生之路》就是为了写给沉默的大多数，我们的作家朝着那些生活中苦难迷宫中的芸芸众生敞开了心门。
英国小说家E.M.福斯特在他的随笔《一本影响了我的书》里称赞巴特勒是“转弯抹角的大师”，他的著作不是为了成为文学史上的纪念碑，却能够“和我们自身的道路重合”。这样的作家不是让你摆在书架上供奉着的，而是可以放到枕边同眠。张永义／文(《众生之路》，塞缪尔·巴特勒著，黄雨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埃里汪奇游记》，塞·巴特勒著，彭世勇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