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法师，是民国时代在汉地弘传密教的代表人物。说到密教，必须先自密宗传承说起。密宗又名真言宗，真言梵文Matra，意谓此是不能以文字表达的神秘教义，也就是「咒」。相传法身佛大日如来，於金刚法界宫自受法乐，恒常演说此真言密教，上首金刚萨，结集为《大日经》、《金刚顶经》，纳之於南天竺铁塔中。佛入灭後七百年，龙树菩萨出世，入铁塔礼金刚萨，承受大法。龙树传弟子龙智，龙智化行於南天竺及师子国，传说龙智寿七百岁，传两部大法於金刚智、善无畏。西元八世纪初──唐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及金刚智的弟子不空先後来华，在长安弘化，将此密教法门传入中国，建立了大乘八宗之一的密宗，一时之间颇为盛行。尔後日本留华学法僧侣空海，将此法门自中国传入日本，加以弘扬，至今传持不绝，称为东密。
而在中国，自唐武宗会昌法难兴起，及唐末五代十国之乱，寺院被毁，经籍销焚，持诵仪轨，流为市井歌呗，唐密竟至失传。元代及清代以异族入主汉地，崇奉喇嘛教，喇嘛教即西藏密教，是西元七世纪间由印度直接传入的，在内地民间并不普遍流传。直到民国初年，能海法师入西藏学法，并在内地广为传布，藏密始流传於汉地民间。他是民国时代沟通汉藏文化最重要的人物。
能海法师俗家姓龚，名学光，字缉熙，四川省绵竹县人，清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出生于绵竹县汉旺场。父名常一，母亲张氏，有一姊，长其十岁，家境不裕，父在县城以摊贩为业。不数年，父母相继逝世，能海与姊相依为命，受到姊姊的照应与抚养。他幼年曾人私塾攻读，十四岁到成都商肆为学徒，店主喜其颖悟，令其於工作之暇，随家庭塾师受学。能海聪慧好学，年及弱冠，通四书五经及诸子学。时当光绪末年，鸦片战争之後，外侮日亟，能海感於八股文不能救国，乃於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接受军事教育。在校时与後来的川籍将领刘湘、杨森等均为同学。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年），於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分发军中服务，历任排、连、营长等职，继而任康定镇守使署侦察大队长，以干练称著。宣统元年（一九○九年），调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民国四、五年（一九一五、六年）间的护国讨袁之役，西南将领多出身於此校。宣统二年（一九一○年），缉熙复奉调回川，在川军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辛亥革命後，驻军成都。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缉熙的友人谢子厚居士告诉他∶「有一位佛源老法师，在成都三义庙讲经，希望缉熙有暇往听。」缉熙初不以为意，一日骑马偶经三义庙，见善信多人入庙听经，忆及谢子厚之言，乃下马入内，姑站在大殿外听之，听了一陈，不觉进入殿内，在後排坐下。再听下去，殊有羲味，不觉移於前排。以後日日往听，对佛法大意渐有领会，随皈依於佛源老和尚座下，成为一名佛门在家居士。这时袁世凯任北洋政府大总统，排除异己，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把缉熙调为北京将军府参军闲职。他在京闲居无聊，日读佛经以排遣时间。是时缉熙春秋壮盛，澄清之志难伸，想改营农艺实业以富裕农村。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东渡日本考察实业，见日本佛教昌隆，国力强盛，颇有感触。返回北京後，闻同乡前辈张克诚，寓广济寺静修，并在北京念佛会讲经，他专程往访，相见之下，交谈十分投契，决心随克诚学佛。
缉熙随克诚学佛，认真精进，他的住处去广济寺二十馀里，每日早去晚归，不觉途远，而於唯识一门，亦深有悟入。自思军阀纷争，国乱日亟，皆以当权者野心炽盛，若能深明佛法，遏止私欲，自然可臻国家於太平。以此他渐萌出家之想，思献身佛法，以净化人心。翌年返回四川，以出家事商之於其姊，他姊姊以他婚後仅有一女，龚家无後而不许，他只得暂缓其事，以待机缘。他乃在成都创办了一所佛经流通处，以此做为弘法之始。
其时他的朋友谢子厚居士，任成都的少城佛学社社长，四川大学教授刘洙源在佛学社讲经，缉熙时往听讲。谢子厚请缉熙在社中讲唯识，他初讲《百法明门论》，继讲《俱舍论》，听众座无虚席。在此期间，华西大学教务长程芝轩，信佛虔诚，日往听讲，与缉熙结识，後来芝轩也剃度出家，且为缉熙得力助手。
缉熙在成都数年，後来他的太太怀了孕，他心想俗家有後，自己可以出家了。翌年生子名述成，儿子满月後，他决意出家。他售去了成都的附廓田四十馀亩，安置了他姊姊和妻儿的生活；另售去乡下的庄院，把钱捐给少城佛学社。一切安置妥当，他毅然舍亲割爱，到重庆天宝寺，礼住持佛源老和尚为师，披剃出家。佛源老和尚赐他法名能海，字阔初。时为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能海三十九岁。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春季，能海赴新都宝光寺，依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佛源老和尚在戒坛任羯磨师，同时受戒的有永光、果瑶、果玉、果蓉、传品等人。圆戒之後，他深入经藏，於各宗经论深入研究。他在北京时，曾在雍和宫阅过密宗经典，此时他有东渡日本学密的念头。後在重庆，闻某居士说西藏佛法极为精深，天竺经典，汉地未译者藏地皆有，故学密应到西藏学。适於此时，在报端看到由大勇法师率领的「留藏学法团」，已自北京起程，因此他改变主意，决定入藏学法。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二月，能海由四川赴西康康定县──即清代的打箭炉。同行入藏的尚有同戒果遥、果蓉、永光、传品等人。途经雅安後，复前行十馀日行程，翻越大相岭抵康定，於跑马山依一位降巴格尊者学习藏文。降巴格尊者为他们各译法名，能海的藏语法名为「云登嘉错」，是「功德海」的意思。这时当地的首长韩道尹，闻知能海在内，能海早年在军中名气很大，韩道尹心生疑虑，怕能海有何图谋，不准他们久居。他们住了月馀，四月间起程前行抵里塘，时前途有少数民族抗税阻路，他们不能前进，即在里塘停下来，依一位杂哇格西学藏文。到了是年十月，能海闻知佛源老和尚在重庆圆寂，他十分悲伤，即欲返回奔丧，行抵康定，这时大勇率领的留藏学法团也到了康定。他与大勇见面，大勇劝阻他留下来，同在跑马山依降巴格尊者学藏文及经典。尊者为他们讲授《刍戒释》、《菩萨戒释》、《菩提道次第略论》等经典。是年冬季，大勇、能海、法尊、观空等十七人，共在佛前发愿曰∶
赴藏学法乃吾侪之志愿，境愈困难，志愈坚定，纵令粉身碎骨，尚期来生满愿，何况其他乎？
众人共议，决定次春入藏。
在康定度过旧岁，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初春，能海与永光两人首先动身，复到里塘，入那摩寺依老格西降阳清丕仁波切学「六加行」、「朵马仪规」等。老格西时年逾八十，以精进称著。他称赞拉萨佛法殊胜，劝能海早赴拉萨学法，将来於汉地弘传必能起大作用。并为他写信致拉萨的康萨仁波切为之先容。是年冬季，能海偕永光返回成都，为赴拉萨事准备资财所需。他初在成都的大慈寺和文殊院讲经，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二月，在昭觉寺举行法会，时有居士供养《续藏经》一部，他命永光先送到打箭炉。他又到重庆讲了两个月的经，共筹得数千元，六月再赴康定，并有慈青等十馀青年学僧同行，到康定学法。到了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夏历六月二十日，能海偕永光、永轮、永严三人，随带两部藏经，及口粮、糌巴、衣服、帐篷、茶叶、针线等，以骡驮载，启程上路。抵达甘孜，时大勇一行在札伽寺依札伽大师学法，能海曾和他见面。後来（民国十八年九月，即一九二九年九月）大勇在札伽寺圆寂，得年仅三十七岁。
能海一行四人继续前进，途中气候不定，时晴时雨，一日数变。日夜温差悬殊，昼热夜寒，他们四人身负背架，伪装成藏族朝山者，持长矛而行，兼做手拄。晚间撑帐篷过夜，气候太冷时四人挤睡一处以取暖。自康定至昌都，行两月馀，自昌都至拉萨，又走了一个月，於是年夏历九月二十七日抵达拉萨。到拉萨先朝礼大昭寺，继而到古母札仓之瓦须弥村，亲近康萨仁波切。康萨仁波切弘法事务极忙，感於汉人远来学法不易，特予方便，允予接纳。学习期间，能海对仁波切礼敬备至，每日三次礼拜，每晨用坛自远道负水，供仁波切烧茶，晴雨无间，并做扫地擦杯等杂务。仁波切欢喜，对能海亦随时教导，不计时间。仁波切往何处念经，或换住处，能海亦随之前往。以此他学习得既多且快，深得老仁波切显密法要。他所学的显法，以《现证庄严论》为主，结合《般若五会》、《入中论》、《俱舍论》、及戒律、因明之学，包括各派注疏宗要；密法则以《文殊大威德仪轨》为主之四部秘法，及灌顶开光，获得宗喀巴嫡传第二十八代传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