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 (externality) 指由于市场活动而给无辜的第三方造成的成本。或者换种说法：外部性就是指社会成员(包括组织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也即行为举动与行为后果的不一致性。
外部性又可称为溢出效应、外部影响或外差效应，指的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对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强加了成本或赋予利益的情况。
关注经济的外部性
经济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分为正外部性 (positive externality) 和负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y)。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萨氏定义：“当生产或消费对其他人产生附带的成本或效益时，外部经济效果便产生了；也就是说，成本或收益附加于他人身上，而产生这种影响的人并没有因此而付出代价或报酬；更为确切的说，外部经济效果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
从定义中可以得到以下理解：
1.外部性是一种人为的活动
2.外部性应该是在某项活动的主要目的以外派生出来的影响
3.外部性包括对生态环境等与社会福利有关的一切生物或非生物影响
外部性的存在造成社会脱离最有效的成产状态，使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很好的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
外部性的举例：
生产中的负外部性：工厂在生产中所排放的污染物就是一种负外部性。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包括政府治理污染的花费，自然资源的减少，以及污染物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
生产中的正外部性：教育是一种正外部性。完善的教育系统培育出的人才，会对社会建设作出贡献，这是对所有人都有益的。建设一栋造型美观的建筑，让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可以欣赏到这一道风景线，也是一种正外部性。
消费中的负外部性：某人养了一只狗，这只狗喜欢每天夜里不停地叫。这个人由于习惯于夜生活，所以并不会对此感到困扰。可是他的邻居习惯于早睡，每天就会被狗的叫声弄得失眠，于是不得不花钱买安眠药。在这里养狗对于这个邻居就是一种负外部性。
消费中的正外部性：以最近的例子来说，某人去注射了甲流疫苗，这场消费不仅对于他自己有好处，对他周围的人也有一定的好处，即接触到病毒的传染源减少。这也是一种正外部性。
解决外部性的基本思路：
让外部性内部化 (internalize the externalities)，即通过制度安排经济主体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收益或社会成本，转为私人收益或私人成本，是技术上的外部性转为金钱上的外部性，在某种程度上强制实现原来并不存在的货币转让。
典型的办法有：
1.征税与补贴
对负的外部性征收税负，正的外部性给予补贴。征税可以抑制产生负的外部性的经济活动；补贴可以激励产生正的外部性的经济活动。这种用于消除负外部性的税收被称作庇古税(Pigovian tax).
2.科斯定理
如果存在产权划分，交易成本较低且参与人数较少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私下谈判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如上文所说的养狗问题，要么养狗者给与邻居补偿使其接受养狗，要么邻居给养狗者一定费用使其停止养狗。
3.企业合并
如果说，在中国种树就等于负债，污染却可以升官发财，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这一说法。然而，这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全国劳动模范牛玉琴，二十年治沙种树8万亩，却欠下了252万元贷款，一家人日子到现在还是过得紧紧巴巴，晚饭也就是一大盆酱油土豆烧白菜，还有一锅米饭。淮河污染投入巨资治理十年未见明显成效，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法律追究——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
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会对外部产生影响，比如说，汽车运输必然会产生废气污染环境，而植树造林发展林业就会形成改善环境的结果。这就是经济的外部性。如果说前者是“负外部性”的话，后者就应该被称作是“正外部性”。外部性扭曲了市场主体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会导致市场无效率甚至失灵，而负外部性如果不能够得到遏制，经济发展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将持续恶化，最终将使经济失去发展的条件。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我们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钢铁，消耗了世界上最多份额的原材料，被污染了的环境持续多年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换来的却是仅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4％的份额。长此以往，中国的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
仔细分析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笔者以为应解决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首先是认识问题。长期以来，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经济的外部性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不是很明显，局限在环境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经济的外部性没有深刻地认识自然顺理成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认识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但由于认识上的原因，我们错误地把经济建设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与GDP的增长划上了等号。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之下，经济的负外部性得不到有效遏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是政策性偏差问题及现有政策难以得到执行的问题。2002年1月，我国开始实施《防沙治沙法》，禁止砍伐生态林。牛玉琴所种下的每一棵树，也就成了“生态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眼看着这些林木长大成材，一棵也动不得。而另一方面，她所欠下的银行贷款越积越多，所有到期的贷款本息都不能归还，也就只好每天白菜土豆，负债度日了。旧贷款还不了，新贷款当然没有着落。缺少了资金来源，纵然有万般绿化雄心，除了望沙而叹，牛玉琴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显然是一个政策偏差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政策不配套的问题。而关于如何防治污染、污染之后如何惩处，我们其实是有一整套相关的规定的。问题是，这些规定大多只停留在了纸上。违反政策的成本几乎为零，污染的收益却唾手可得。在这种情况下，不污染反而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最后是体制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从体制上找到原因，经济外部性问题也不例外。早就有论者指出，以前的干部考核机制、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有问题，过分关注经济增长而忽略了环境等经济外部性问题，应该改而采用“绿色GDP”等类似的考核办法。此论不谬，理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仍有如下两点需要补充：第一，政府应当加快从不应该介入的经济领域退出的步伐，这既包括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包括要根治政府对经济的不正当干预，如各种名为管理或服务实质上却是收费或地方保护的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切断政府与经济的不正当联系，从社会利益上找到政府的正确定位，使之能够从正确的立场出发，更加深切地关注经济外部性问题，更加公正地处理经济外部性问题。第二，要强化纠错机制，对于有令不行、有错不纠的行为，必须严加惩处。
经济的外部性问题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关注经济的外部性，维护市场的公平与效率，是政府重要的职责所在。一句话，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科学的发展观就不可能得到最终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