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源（1901～1988）曾用名张方河。11月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解家庄。1929年，因生活所迫，从山东到大连，在码头库房当“苦力”。
1932年初，张百源在共产党员时秀英帮助下，在码头库房办起“读书会”，任会长，用《英雄泪》、《国事悲》等反映民族英雄事迹的进步书籍，启发工人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当时，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张洛书到“读书会”亲自任教，为工人讲授《国语尺牍》、时事政治、工人生活为什么苦、苏联十月革命等课程，教工人唱《国际歌》和《工人少年先锋队歌》，秘密地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同年4月，张百源在张洛书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百源入党后，通过来往于上海至大连的进步船员，从上海捎来《上海机关汇刊》、《生活报》、《大公报》、《上海晨报》、《新民晚报》等报刊，使“读书会”的读书内容越来越丰富，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在此基础上，他先后介绍“读书会”会员田文有、王玉江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掩护地下工作，他遵照市委书记张洛书的指示，把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张旭初安排在码头开吊车，以公开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指导大连团的工作。后来，他又把从山东日照县因暴动失败而来大连的共产党员于希安也安排在码头工作。同年9月，中共码头支部成立，他任支部书记。从此，“读书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成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行的阵地。当时“读书会”有人编了一首歌谣说：“东邻有个恶公鸡，跑来我们的果园里，啄坏我们的花，踏坏我们的地，当家的出来还不讲理。世上竟有这样的事，怎能叫人过得去！大家起来捉住它，吃它的肉，剥它的皮，才能消我们的心头气”！这首通俗易懂的歌遥，一传十，十传百，成为鼓舞码头工人和大连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战斗歌谣。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人民抵制日货，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张百源在当年夏秋之际，组织成立了“群友”足球队，把爱好踢球的青年工人团结在“群友”球队周围，利用这一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抵制日货。踢球需要鞋，支部动员大家到浪速町（今天津街）“远大洋行”购买中国制造的“双钱”牌球鞋，而不买附近货摊上价格较便宜的日本货。当时大连日货充塞市场，国货很少，他就和船员联系从上海等地捎回中国造的鞋、袜、毛巾等日用品。他还组织成立“互助储金会”，把工友平时节省的钱储存起来，以解决工人应急之用，很受工人欢迎。
1933年2月19日晚，张百源参加中共大连市委在刘家屯小山上召开的市委会。会上中央巡视员杨志远传达了中央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称“一·二六”指示信），与会人员根据指示信精神，揭发批判了大连市委过去一段工作中的错误和工作迟缓、思想右倾的问题（这个批判是错误的），整顿了市委组织，张洛书任书记，他和江崇仁当选为市委委员。会议结束后，中央巡视员曾决定派他到中央学习，后因交通不便未能去成。同年7月，中共满洲省委遭敌人破坏，大连地下党也面临敌人的威胁。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大连地下党本应百倍警惕，以防不测。但当时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的张洛书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结果于10月20日被捕。对此，张百源毫无所知，于10月25日在班上也突然被大连日本水上警察署逮捕，判刑6年。
1940年，张百源刑满出狱后，仍被敌特监视，没有行动自由，被强迫在大连机械工厂烧锅炉。后托人来电说父病危以及家人作保，于1942年5月返回原籍。回家后先后任村长、乡长、区长，并重新加入了党的组织。1949年夏，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南下纵队。上海、南京解放后，曾在苏州、上海工作，后调回山东，担任过中共烟台水产公司党委委员兼工会主席等职。
1988年3月，张百源病逝，终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