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名叫黄爱，笔名黄雨石。《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沉船》、《众生之路》、《黑暗深处》、《虹》、《老妇还乡》、《奥凯西戏剧集》，等等，都是用这个笔名翻译发表的。
老黄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但做事却要求自己尽量做到不平常。他退休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英语编辑，编辑部许多审定、挖掘和校改的翻译稿子，都是他一锤定音。算得上是不计名利的有功之臣。
老黄毕业于清华大学英文系，后来又考上了清华大学英文系的研究生，研究伯纳德·萧，一读就是五六年。
50年代初，老黄刚参加工作就参与英译《毛泽东选集》。是不是钱钟书带他去的，不得而知。
50年代初是老黄大展宏图的年月。当时，翻译业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尽管当时俄语十分吃香，但中国的近代翻译事业无疑是从英语开始的。无论林纾的翻译，还是严复的翻译理论，都是依英语为“根”的。英译中的翻译事业有光荣的传统，也不乏混乱的标准。由于老黄学英语的特殊经历，对这样的局面有清醒的认识，但老黄当时还只是个“小字辈”，幸运的是他遇上了一个好领导，当时负责外国文学的副总编郑效洵，一位名副其实的出版家。他对解放前的出版状况了如指掌，如什么书是哪家出版社出版，谁写谁译，什么刊本，他都能准确地说出来。他需要的是几个具有真才实学的干将，把新的局面打开。当时出版文学翻译作品的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家，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也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分号。
这样的出版局面，确实有利于一种比较统一的译文标准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老黄也算“应运而生”了。老黄参与了许多重大活动，其中有三件值得一提：
一是参与制定选题。虽然当时深受苏联那一套影响，但据老黄说，周扬当时对译介外国文学有一个很艺术的指示：我们无产阶级是在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任务。这话今天听来不伦不类，但当时可是金科玉律。大约在1958年，人文社出台了一个出版选题规划，成千个选题，外文占了4/5，单本、文集、选集、全集和丛书，样样俱全。这个选题计划雄心勃勃，５年计划的选题，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也没有完成。然而，它的影响相当大，至今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乍看五花八门，细细分析，基本没有跳出它的框架。
二是整理50年代以前的译作，把好译著修订出版的“关”。这项工作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人们的头脑发热。据老黄说，大多数人的口号是“破旧立新”，要用“我们的新手译出新的作品”。可翻译是一门科学，应该实事求是。但具体的度掌握起来很难，稍不慎就有人说你是复古。老黄在这项工作中最大的功劳就是留住了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当初编辑室多半人否定朱生豪的译本，但老黄通过仔细阅读，发现朱的翻译十分难得。为了说服同事，老黄列举了许多具体的例子，在办公室里大声朗诵，评析得失，历数精妙，以理服人。人文版《莎士比亚全集》就是以朱生豪的译本为基础整理而成的。
三是确定一种新的翻译标准。这是最难做的一项工作。老黄与之打交道的都是活人。翻译标准再宽松也是死的。翻译本来就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有时，你如果采用某人某部译作，大家皆大欢喜；你如果质疑或否定某部作品，就得举出大量的例子说服对方，而对方还必须是一个明白人。老黄讲起这样一个例子：云南大学李从弼教授寄来了他的译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这是英国18世纪著名作家菲尔丁的代表作，全书八十余万字，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但文字较难译。李从弼的译文质量不够，经研究，退回去了。事隔不久，当时的社长王任叔去云南采风，又把这部稿子"采"回来了。“采”来的稿子和投来的稿子毕竟不同，再退回去显然棘手。后来老黄提出校订的办法，很有弹性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也为解决译文粗糙的大部头译稿开了个好头。这部译作指定由萧乾校订，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80年代中才出版，译者李从弼已经作古，如今的译者署名为“萧乾、李从弼”。
